《华西都市报》朱建国：让全人类“心手相连”

　　华西都市报朱建国：让全人类“心手相连”

　　嘉宾介绍

杨涛（左）与朱建国分享拍摄体验

朱建国（中）向记者讲诉“心手相连”的拍摄过程

　　朱建国《华西都市报》首席摄影记者。全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四川省新闻摄影学会理事。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四川分院客座教授。1998年至今两次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银奖、两次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铜奖，多次获得四川省新闻摄影年度一等奖和四川新闻奖。

　　杨涛 　《华西都市报》摄影记者。从事新闻摄影6年，擅长记实和新闻摄影。多次参加四川省新闻摄影比赛并获奖，作品曾经获得2007年度路透社中国区十佳图片奖。

　　 观点摘要

　　这一次的中国媒体帮了大忙，因为是中国的媒体这么快把事实的真相，把灾情的真实情况第一时间告诉了全世界。所以后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反应才这么快，来救援，来中国抗震救灾。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走进搜狐直播间，今天进入我们成都演播间的是成都《华西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朱建国和杨涛，欢迎你们的光临，请跟我们的搜狐网友打个招呼。

　　朱建国：大家好，我是朱建国。

　　杨涛：大家好，我是《华西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杨涛。

　　哭得连按快门的劲儿都没有了

　　主持人：这一次请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访谈间，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我们都知道您拍摄的《心手相连》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照片，作为拍摄者您能不能讲一下当时拍摄这个照片的情景？

　　朱建国：当时拍这个照片是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也就是13号，为什么拍这一张照片呢？因为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我第一时间赶到了聚源中学，因为聚源中学的灾情非常的严重，当天晚上因为所有的通讯中断，没有办法发稿，所以当天晚上拍摄了必须要到报社发稿。因为聚源中学离报社，如果不堵车、不塞车的话要一个小时，但是那天晚上由于交通、通讯这些都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畅通，通讯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准备到了汶川去，所有带的笔记本电脑，包括三台手机，联通、移动、电信的手机都带了，都没有用。当天晚上采访了以后必须赶回报社发稿，发稿了以后在办公室发完了是接近凌晨三点，在办公室休息了一下。聚源中学的灾情一直牵动我的心，第二天一早我又继续赶到了那儿，第二天这儿比当天晚上有序一些，因为上午的时候救援官兵、救援设备也到位了，救援非常有序。这时候就在聚源中学拉了一个警戒线，所有孩子的家长都在警戒线以外不能进去，因为进去了之后会影响救援。家长看到救援人员抬出每一具遇难者的尸体或者还在存活的孩子，所有的家长都会蜂拥而上的去辨认，是不是自己的孩子。这时候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当时在废墟抢救的时候我一直在现场，也拍摄了很多照片，然后我出来在警戒线外面搭建了一个遇难者临时放置的棚棚，这个棚棚是哭声一片，撕心裂肺的。现在我回忆起来，闭上眼睛这种情景会回到我的眼前。这时候会有很多的家长在这儿，其中我注意到一对中年夫妇，一直这个地方，据我观察，这一对夫妇可能头一天晚上就在这方守着他的孩子，这时候又抬出了一具遇难者的尸体。然后这些父母立即铺上去，把盖在孩子脸上的报纸揭开一看的时候， 这一下子这一对夫妇扑上去呼天喊地地哭。这时候我就意识到是他们的儿子，我镜头就对着他们。但是这时候他们哭的这种惨烈的哭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我感觉到自己周身都无力，按快门都没有力。儿子放在棚里的时候，父亲死死地抓住孩子的手，当时我拍了很多的全景，包括母亲稍微冷静了以后整理孩子的书本，但是我一直看到这个父亲死死地把儿子粘满了泥沙的手抓住，这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手是很有寓意的，所以我给这个手拍的很多的特写。事后，我在这儿依然呆了很久，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中，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张。

　　主持人：但是有很多爱好摄影的网友，非常想知道朱老师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包括很多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为这个照片看起来特别像电影《辛德勒名单》的海报，这种技术上的问题在那种条件下您是怎么解决的？

　　朱建国：这个对从事新闻摄影有20年工龄的人来说的话，在技术上都清楚，在当时这种环境下，从技术上说的话，相机不说了，主要是在现场，因为一会儿到室内，一会儿到室内，一直都是手动调节光圈，调节速度。因为一双手，孩子的穿的校服是神色，他父亲也是穿的深色，这时候有可能这双手的曝光率过渡，之后出来的细腻度、分辨率肯定会大大折扣，因为是用的手动，然后进行剪，起码剪了两次，这样子完全按照手的细腻的感觉，对焦点和曝光点都在手的感觉。这个不管是之后出画册办展览，大型的展览，放大它到两米，它的分辨率、细腻度都很好，效果也很好。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摄影是瞬间的艺术，一下子就定格了。但是对新闻报道而言，艺术性和新闻性的关系是什么？有很多想从事新闻摄影的爱好者，他们对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感兴趣的。

　　朱建国：这个问题我刚才在有一段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在去映秀的路上（拍到的），也是在以后的网上和展览中多次出现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个父亲背着自己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去映秀的路上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背了一个穿着白色校服的孩子向我走来，我拍摄这一张照片，因为我看到他这种神情和眼神我不愿意多刺伤他，我了解这是背的他的儿子，在汶川中学读高一。这个照片在拍摄当中，我就特别强调这个父亲脸上的眼神，这一张照片尽管同一路的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老师也拍了这张图片，但是我们两人的视觉有一些不同，我更强调突出父亲的面部和眼神，我为什么强调他的神情呢？因为我也是父亲，我的孩子也跟他的孩子一样的，大不了他的孩子多少。这时候我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是他怎么办。这次我拍摄这个照片的时候是我哭的最伤心的一次，我要上去帮他的时候，他说不用了，因为这个父亲最简单的一句话，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我儿子已经死了，我要让他在家里面最后好好的过一夜”。这是我哭的最厉害的，至今我一闭眼就是这一幅画面，作为摄影记者来说，在灾难的现场，我觉得应该以一种情来打动，而并不是把一些非常惨烈的画面拍到镜头里。这次的灾难里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现在为止出画册、搞展览，真正打动人的是情，包括这双手和这位父亲，都是情。这双手用的一个标题，我起的名字是心手相连，这不仅仅是父子的心手相连，甚至不仅仅是全国人的心手相连，甚至全世界人的心手相连。

　　主持人：杨涛呢？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用瞬间定格来完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涛：首先一个适应记者对这个事件本身要很了解，第二个本身的情感要蕴含在其中才可以做好片子。

　　主持人：我也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杨涛在阿坝州，离震中很近的地方，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觉，给我们讲一下？

　　杨涛：当时我们和四川日报的记者去茂县出差，当时走到一个隧道的时候摇了一下，几乎同时我在成都的女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地震了，我听到很慌张。然后说到一半就没有信号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大了，我当时就拿出手机，有信号，但是就打不出去了。然后几分钟以后新华社有一个短信，说汶川发生大地震，说是7.6级，我就知道是汶川。当时我们和报社没有办法取得联系了，报社也没有办法通知我们。我们临时决定一定要朝震中的方向赶。

　　主持人：也就是说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往震中方向走？

　　杨涛：对。

　　主持人：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你能简单的讲一下么？

　　杨涛：我们从隧道一直往前走，之前的路段非常的好，看不出有什么地震的痕迹。但是越往震中走，垮塌的越多，当时一些筑路工已经开始自发地动用机械开始整修道路，还有一些养路的工人拿一个扫帚在扫路，那时候大家还都不知道地震有多么厉害。后来一直走到七点过，那段路平时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走到理县古尔沟所有的车都在那儿，没有办法前行了。他们当地的人都没有办法走了，后来包括救援人员和当地的人员就往古尔沟汇合，。当天晚上准备发稿的时候，听他们说当地危险必须马上往前赶，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当时9点了，天已经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十多个人找了两把手电往汶川的方向走，看不到路了，路边的护栏都没有了，全部被石头掩盖，有大石头、树枝，还有一些遇难者的尸体，变形的汽车，右边就是山沿，左边就是河，晚上就只看得到一点光，一片漆黑。前面垮石头的话就往后面走，当时看到前面的光没有了我们就以为他们遇难了，他们看到我们也没有光了，也以为我们遇难了，我们就往后退。再一个树枝的地方，有大石头下来的时候就蹲下来，其实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安慰，前后左右都在垮石头。余震来了以后就听到从地里冒出来的声音，这一点朱老师肯定有体会，越往震中走余震越强烈。晚上看到满山的烟雾，石头垮下来，听到本来就很湍急的河水就没有声音了。那时候大家有分歧，有的说往前走，有的说往回走，有的说原地不动，等到天亮。我们一同去的有一个当地电视台的，他哭出了声音，因为说他父母在汶川，当时说汶川是震中，他也不知道父母是死是活，他觉得会死在那个地方，那再也见不到父母了。然后我们在一个稍微宽阔一点儿的地方度过了一晚上。然后13号到理县，14号到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