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朱建国：让全人类“心手相连”

　　最大的遗憾成了最大的幸运

　　主持人：好的。我们大家知道关于新闻摄影，有一句战地记者的名言，说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朱建国：在15号这一天，中国摄影报通过电话采访我的时候，标题就是每周一步离灾区近一点。我的感触最深，因为14号那一天我们准备徒步跟解放军一起，徒步从紫坪铺水库徒步到映秀，如果不是坐冲锋舟的话，当时路段山体滑坡的情况下，大约要走10多个小时。这时候我们一般都准备好了，包括食物、饮水、摄影器材都准备好了。但是救援官兵劝我们不能去，因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就是14号的晚上，我当时也跟我们的文字记者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当时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要进去，我说进去了10多个小时发不出了稿子。作为一个记者的话，你第一时间拍摄的再多、再好，你拍的再多再好就发不出去。我说我们再等一下明天想办法到紫坪铺坐冲锋舟，这样大大节约发稿的时间、程序。最后我取得了胜利，我当天留下来在这儿采访打通路的救援官兵，第二天早晨我们通过各种的努力，终于上了冲锋舟，上了冲锋舟以后就节约了当天晚上走路的1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当天晚上跟着救援官兵抬着救援设备走的话，就是说我们上了冲锋舟到了以后，这些救援官兵还在地面上走，这时候他们每挪动一步就离灾区近一点。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陆陆续续这些救援官兵到了，每个人手上至少有30公斤的东西，比如说电锯啊，食品啊。当时在整个去映秀的路上，所有的救援官兵简直是步履艰难地走，挪一步走一步。这时候我们跟他们跟了几个路段，全部都称不上路，都是山体滑坡，里面逃生的人往外面拼命地奔，这边救援的人和记者往里面走，然后天上直升飞机在飞，这时候我确实感觉到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所有的记者中，我自己感觉应该算年龄比较大的之一，这时候支撑我的信念是每走一步离灾区近一步，离进去近一点，这是我支撑去灾区的一个简单的信念。

　　主持人：杨涛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在这个地震过程中有没有最难忘的事和人？

　　杨涛：其实一路上，我每天都在路，每天都有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和事。比如说在13号的时候，我们在农家小院坐了一晚上，因为还在余震嘛，他们那里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都跟他们一起，我们也在这儿，他们把家里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衣服拿出来，我们进去的话都可以想办法，但不知道他们可以坚持几天。第二天他们把他们从废墟里拿出来的粮食熬了很多的稀饭，一定要我们吃，说我们还要走很多的路。当时也是很不忍心吃，但是为了要继续赶到灾区去，还是吃了。当时老百姓一路上的自发自救，刚刚把东西拿出来就分给其他的人吃，我们也受了他们很多的帮助。

　　主持人：听朱老师介绍说这次杨涛在汶川拍摄的时候，也遇到了温家宝总理到汶川视察的情况，能不能讲一下拍摄的经历？

　　杨涛：当时刚刚有电视信号，就看到温总理在这边视察的情况，看到他满头的白发，我觉得不仅是一个总理，而且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这么大的一个事件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虽然我没有采访任务，那天我就到这边去，我听说他会来，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到街上去，看到很多武警和官兵，我觉得会到这个地方去，但是没有任何证件，采访的话这种安保是严格的。我之前以后十多天没有换衣服了，我穿了一个军装，就大摇大摆的走进去。然后我就听到很多喧嚣的声音，我听老百姓说总理来了，我就跑前面去拍，刚开始拍了几张他跟群众握手，然后人群很激动，就看到他在中间看老百姓吃的什么，住的什么。后来人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就被挤出来了。

　　主持人：在这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报道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朱建国：有遗憾，最大的遗憾我分身无术，我为什么说分身无术呢？因为当时灾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设备很落后，所谓落后是我们没有像境外媒体和南方一些媒体的卫星发射系统，因为他们到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灾情的第一线，他们不用顾及发稿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现拍可以架起发稿设备就可以发。我们不能，进去了以后首先要想到发稿，当时成都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有这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遗憾。因为到了这个灾区，你要住在这个地方，在帐篷力住三五天，你会拍到很多的图片，但是所有的记者在这儿最多呆半天你必须返回，如果不返回你所有的发稿全白费了，这时候我就感觉如果我们有一台卫星发稿该多好！这是第一个遗憾。

　　第二个遗憾就是因为当时在14、15号的时候听说青川、北川、汉旺，包括绵竹的灾情非常的严重，你只能守在一个地方，比如我在映秀，就只能坚持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去。比如说北川，灾情最严重，几乎90%多的房子都垮塌了，那个现场拍摄的照片是非常精彩的。有很多人当时就认为可能最严重的是在汶川，结果都死死地守在汶川和映秀，特别是汶川救援的现场、地震灾难的现场不是十分明显。这时候我就认为我应该在映秀呆两天，再到北川、青川去两天，但是分身无术，这是最大的遗憾。

　　主持人：杨涛有没有什么遗憾？

　　杨涛：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幸运吧，因为当事千辛万苦走了两天到汶川，发现汶川伤亡并不大，当事我觉得很遗憾，走了那么多的路就白费了，而且没有信号。但是后来我想伤亡少了是好事，然后高山和半山上的伤亡很严重，当时救援队伍没有进去的时候，老百姓已经开始自救了，我在路上也没有拍到，这是遗憾，也是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经历了这种惨痛。

　　主持人：现在灾难本身都结束了，因为现在整个工作都进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了，大家都知道灾后重建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两位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

　　朱建国：作为媒体记者，整个的工作是服从报社的大局，因为灾后重建，从报社领导到下面，有一个整体的安排。作为我们来说，或者我自己来说，我更多的时间，一旦有机会，我会记录很多灾后重建的图片，但是作为系统地来报到，要服从报社领导的安排。

　　主持人：杨涛呢？

　　杨涛：我觉得更多的是拍受灾群众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更多是从这方面入手。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