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讲述30年前往事

　　引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都来自西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课程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之内，为了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区分，所以才叫做西方经济学

　　肩题：梁小民讲述30年前往事

　　大标题：西方经济学走进大学课堂

　　文/本刊记者　康科

　　提语：陈岱孙先生认为，可以批判西方经济学的体系错误，但是应当承认它其中有合理的东西，尤其是不能够封杀，而且可以做一些介绍。

　　1978年的春天，如今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还只是北大经济系的77级新生，睡在他上铺的舍友是易纲（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与他们同一级的北大经济系学生还有丘小雄（总理办公室主任）、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毕井泉（国务院副秘书长）等等。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高等教育。

　　3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命运已然跟中国改革的命运难以分割，他们依然能够清晰忆及当年追索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展开新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则在历经批判、隔绝与接纳之后，俨然已稳居于“显学”地位。

　　在中国高校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保持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并行。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另一方面又是思想政治课程，承担着双重功能。因而，政治经济学长期独占中国经济学的高等教育殿堂，居于正统地位。其他经济学说则统统被斥之为庸俗经济学，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进入大学课堂。

　　实际上，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都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西方经济学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如马歇尔、凯恩斯的经济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和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西方经济学课程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之内，为了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区分，所以才叫做西方经济学。

　　自西方经济学的公开宣讲在中国破冰已30年，本刊特邀梁小民回顾西方经济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的那段历程。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多年致力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已经专著、译著教科书50余种。

　　于1981年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的梁小民，毕业后即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课堂后的第一批教员之一。

　　小标题：从批判开始

　　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应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首先是在“文革”之前，少数高校已经开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当时开设这门课的用意是，通过批判来发扬马克思主义。当年在北大经济系的高年级就开了一门叫做“当代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选修课，而且商务印书馆还相应出过教材。

　　批判的“资产阶级理论”对象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还批判人民资本主义、批判计量经济学。

　　但是批判的内容并不是在全面客观介绍的基础上，再进行对应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分专题断章取义地摘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和言论，用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一批到底。

　　记得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的。乘数的公式是“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这个理论假设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这也完全符合实际。

　　但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却说，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等于一，乘数就无限大，即增加一元投资GDP可以无限增加，并用这种数字游戏的归谬法来证明乘数理论之谬。

　　还比如凯恩斯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摩擦失业和非自愿失业，本来是要分析失业的不同原因，但这一理论却被当年有一本非常流行的著作指责为“挑拨工人阶级的团结”。

　　但就是这样的批判，到“文革”中期也被说成是假批判真宣扬，所以“文革”中后期连讲授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也没有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事西方经济学批判式研究的学者全国也只剩十来个人，而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小标题：整体批判 个体借鉴

　　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高校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的选修课。但这个时期的课程讲授已经跟原来不一样，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来介绍，但讲的时候也要坚持批判的观点。

　　（记者了解到，1980年，高鸿业生先生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许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莘莘学子人手一册，废寝忘食地读起来。也许他们还无法理解书中的全部内容，但那些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对在传统思想中长大的年轻人，不啻是一种强烈的冲击。许多七七、七八届的大学生，正是从这本书中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从而出去留学或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

　　当时国内是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以介绍为主，以批判为辅；另一种是以批判为主，介绍为辅。这两种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早期引进并介绍西方经济学，一度被列为是经济学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称萨缪尔森为“著名经济学家”都是“无耻吹捧”。在反自由化的时候，讲西方经济学也成了一个罪行，批判地讲也是个罪行，甚至说“讲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就等同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从批判到认可的过程还是满艰难的。因为原来是批判，尤其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里边，就把介绍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罪行。我还记得当年，我们的领导都跟我说，这门课要坚持以批判为主。我当时的态度是，宁可去劳动去，也不坚持以批判为主。

　　这个时期，很多人因为讲授西方经济学受到了冲击，所以陈岱孙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也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经济学，但也同意把批判作为主调，对其分析经济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还是可以吸收、学习的。

　　陈岱孙先生认为，可以批判西方经济学的体系错误，但是应当承认它其中有合理的东西，尤其是不能够封杀，而且可以做一些介绍。

　　（记者就听说，1983年，陈岱孙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该文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

　　陈岱孙先生的文章刊发以后，社会反应非常强烈，主要是当年的中央领导胡乔木他们批转了这篇文章，学术界也很接受这样的提法。后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该文，并且在编者按中肯定了陈岱孙先生的基本观点。陈岱孙先生提出的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批判，个体借鉴”的态度才逐渐被广泛接受。这一事件最重要的是，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大学课堂有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

　　当时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十大选修课之一，主要是当时实力比较强的一些学校，比如北大、人大、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因为当时能讲这个课的老师和学校都不多，有很多学校开不了这些课程。

　　小标题：当批判不再是主流

　　第三个阶段是把这门课正式的列为必修课之一。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请来了几位国外的专家，确定了关于财经专业的十门核心课程，这里边就有西方经济学。选修课改成必修课后，国内所有高校的财经专业也就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

　　在北大开设这门课程之后，学生的兴趣特别高涨，选修的人也特别多。因为过去大家都不了解这些东西，而且和马克思主义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正是思想刚刚开放的时期，大家正想从外边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那时的西方经济学课几乎是场场爆满。

　　因为来听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特别多，大家总是很早就到教室来占座位，许多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来听课占座位，却让本来应该上这个课的学生没有了座位。有好几次，不得不由北大的教管人员出面清理校外人员。

　　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西方经济学与原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而特别质疑的。只是有个别的学生在课下聊天时说，感觉这两个体系不太一致，有些不太好理解，但这也不代表他们就反对。当年的大学生们也都是认真地学，很谦虚、很好学。

　　当时我写了一本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就是在书店看了我的这本书以后，觉得特别有兴趣，然后就考了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生。

　　而我在给北大的研究生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则一直坚持用原版教科书。我教过的最早一批学生几乎也都出国进修过，他们再继续去学习时就非常容易与国外接轨。

　　我从1981年硕士毕业后，在北大教书直到1991年离开。期间，我还不仅是在北大的课堂上讲西方经济学，整个社会也对西方经济学很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到校外讲课的机会也特别多。比如说当年国家计委、外交部这些机关和解放军的不同单位，请我去讲课的就特别多，我后来还将那些讲课内容专门出过书。

　　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后，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中国逐渐能够被正确认识，批判也不再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