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曾榛：媒体人一直在面对自我拷问

　　嘉宾简介

　　韩杰：从事新闻摄影工作8年，曾就职于天府早报等媒体，现为成都晚报摄影记者。

　　曾榛：从事媒体工作多年，先后供职于成都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5月底即以志愿者身份进入汶川地震众灾区，参与灾区医疗站的建立。

　　灾区群众最缺的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韩杰在采访过程中多次面对自我拷问

韩杰与曾榛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走进搜狐成都访谈间，今天进入我们成都访谈间是成都晚报社的记者韩杰，以及这次汶川大地震以志愿者身份进入灾区的曾榛。

　　韩杰：大家好。

　　曾榛：大家好。

　　韩杰：我实际上这次“512”一开始就接到命令，就直接到都江堰，当时进入都江堰的时候，我们得到所有关于地震方面的信息最多的一面是来源于电台，我们通过车载电台的方式得到很多信息，非常不乐观。但是到了都江堰之后，和我想象当中是两回事，比说的东西更惨烈。

第二天是到彭州，第三天就进入汶川。进入汶川的时候当时也是很万幸，实际上我们当时是14号去汶川，得到的消息是整个县城都没有联系，进不去。这种情况下，坐飞机是不太可能的，从陆地来走，只有等待前方的生命通道打通之后才可以进去。后来就随着济南军区在外面待命，后来得到准确的消息之后，说的是15号晚上就可以通。然后我们就随着部队走，本来都江堰到汶川不超过100公里的路程，我们是选择成雅、夹金山、小金、到马尔康到理县，然后到汶川，相当于增加了10倍的路程。而且那个时候是第一只大部队进去。沿途路上不断的看到救灾的物资非常多，都在等待路通。

　　我们是15号出发，16号的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到理县了，可能到汶川就只有40公里了，不是很长的路了。刚刚进县城就发生地震了，前方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前方的道路在已经打通的情况下，瞬间又被山上的石头压了又堵塞了。这个过程大概走了20公里路的样子。途中就遇到有一些来往的车辆，因为塌方的路段是一段一段，不是所有路都压到。这个中间就有一些民间的车辆，他就往返在这个道路上走，一个是巡逻，二是搭乘一些人，方便运输，但是只能在这些道路运输，也不能到塌方路段的外面去。我们很幸运就遇到这样的车子，部队就考虑到我们要采访，就让我先坐车子先走。我们也走了，所以很幸运我们只走了20多公里，剩下的几十公里就通过这些间距的小汽车，15号晚上到达汶川，就开始采访。持续到20号左右，从汶川回到成都。

　　曾榛：我是在灾后10天以后才进去灾区，发生地震的时候在出差，也回不到成都，当时很焦虑，就是家乡遭灾了，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我回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个组织在组织志愿者，我就参加了，有搭建账篷，有做教育的，有做医疗的。我就是做医疗的，我是领队，我们医疗队有来自台湾、香港的华人，也是跑来支持灾区。我当时到灾区的感觉，我以为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去了之后，因为地震已经有10天了，我觉得灾民的生死的威胁已经慢慢散去，他们面临是更大的挑战，就是接下来怎么办？我当时带了医生到灾民的安置点，他们每一个人地震造成的创伤已经愈合，但是地震后产生的皮肤病，还有精神上浑身上下的例外的症状都开始出来。本来农村就是不地震也是缺医少药，再加上一地震就更没有保障，我的焦虑就加剧了。我去了就是感觉自己太渺小了，我又焦虑了。但是很好的是这团队的医生非常的敬业，对灾民非常非常的耐心，非常的好，我后来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就不要想那么多，这个地震灾害太大了，几年都可能恢复不了，我就做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我的焦虑就缓解了，我就带着医疗队，有一些香港过来的语言也不好沟通，因为来看病的人非常多，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病人，他们相当于每个医生都是要做全科，我中间就起到一个是翻译作用，非常的忙，不停给医生翻译，还要做护士，要安抚在等待的灾民，还要给医生配药，给村民发药，我觉得地震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要关注农村的医疗，农民是缺乏基本健康的卫生知识，而导致一些小病，或者是一些习惯，导致他的健康恶化。我还要做宣讲的作用，特别是年龄大的灾民，感觉想教小孩子一样，他同时身上可能同时有很多病，每次可能要给他四五种药，我就怕他吃错。我们就曾经发生一个老人家吃高血压药吃多的起不了床。我每次发药的时候就要给他说清楚。反复几次他记住了能把药发给他们。

　　我因为去的都江堰龙池所在的受灾的村，我们有几个医疗点，我们会放两个医生，比如年纪大的女医生，再定点让周围的村民去看病，还有在路不通的，比如龙池里面的村，风景区里面，都是不通，我就跟另外一个医生，因为我们身体好一些，有登山的经验，就背着药到山里面给他们送药。我就感觉他们没有生死的威胁，但是我觉得我们进入不单单是送药，而是给他们一个关注。我发现被困在深山里面的人，我们也去了安县，安县里面的秀水乡，永安镇什么的，偏远山区的农民，他就觉得平常就是受到忽视，因为我住的远，或者平常有什么都不会找到我们。受灾以后确实有一定的差别，他的物资可能比别人少，看病或者接受帮助的机会要少一些，他们有很严重的受害者的心理。我们一去，就让我把医疗点设到他们里面，所以我们就采取了有流动、有定点的方式，所以村民就非常感激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这种关注让他们可以重建一个希望。其实我们受灾很偏远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人在关注，我可以给他一个信心。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我在外地困着回不来，我就问我的同事，问灾区缺什么，他说他们有物资，医疗也有了，他们现在就是缺信心。我到那个地方，就忽然想起来他说的那个话。所以我们医疗队很坚定的，到了一个村，把每一点都走到，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认为忽略掉了。哪怕没有病，我们也会发一些平常的药给他们，还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比如女士内裤，卫生巾什么的，甚至有的说她好多天没有梳头，好多天没有照镜子可以照了，我们确实开始没有想到，后来给他们买去。我觉得很好，一个人地震了，遇到灾害，家园也失去了，他还要照镜子，还要梳头，我很感动，我觉得他对生活还是有需求。

　　还有孩子，我们看病的过程中，有一个村很多孩子伤了，而且是才摔伤的，我就发现这些小孩没有人管，因为家长有没有心思让他呆着，后来我们就建个新点，找老师来，组织他们唱歌，上课什么，我们只是希望用开心的办法，把孩子聚拢起来，后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持续的搞医疗点，夏令营之后，我发现村民的关注比较多，我也发现他们睡觉比以前多了，因为我是和他们一起住一起吃饭的，刚刚开始5点就来叫我吃饭，现在7点都不来叫，吃饭也比以前吃的多一点，这个很感动，因为他们能睡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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