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宥坐》有言：“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检察学在法学领域宛如幽谷深林，涉足者稀，培植芷兰者更寥。十年前，当一些引领风骚的法学家闭门遥想检察制度之存废时，张智辉教授不为眼前的风物和时尚所左右，毅然地启动了探索之旅，居隐身佚，求真务实，记录下了自己所见所思，终于积跬步以至千里，在2007年以全新严密的理论体系，深邃独到的洞察，挥洒自如的文笔，出版了检察学领域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代表法律监督理念的著作———《检察权研究》。
力排众议，树立强化法律监督的理念 1996年2月，张教授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他完成的《检察改革必须坚持和强化法律监督》研究报告，提交高检院党组审阅后得到了高度评价，后来成为统一检察改革思路的指导性文献。其深沉明达的见识，扎实丰厚的理论功底，立足实务的洞察力，让我们这些学院出身且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人员望尘莫及，甚至很长时间难以充分理解其科学性和重大意义。
自十年前司法改革起步始，就有一些学者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和地位提出质疑，主张检察职能由法律监督向公诉转变，甚至要求废除现行检察制度，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理论上的自由讨论，从长期效果来说，可能有助于检察学的深化和发展；但是从当时的影响来说，可能使许多人产生模糊认识甚至迷失方向。面对理论上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张教授把工作重点从检察系统转移到法学界，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法律监督三辨析》、《法律监督机关设置的价值合理性》等重要论文，通过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平和的观点交锋，在论辩中澄清了理论是非，在思想上重新扶正了法律监督发展的路标。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论文都被《检察权研究》吸纳，并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
独辟蹊径，厘清法律监督的内在结构 法律监督是我国法学中特有的概念，也是我国宪政中特有的元素。其概念上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的问题在于能否认同这一中国特色。政治上的考量固然是最根本的因素，但是理论上的科学解释是法律监督合理化的基础。笔者曾经和其他学者一样，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解释检察权的性质和结构，只不过阐述了法律监督的表现形式或者外在结构，难以说明其内在根据和合理性。张教授则进一步深入到法律监督的内在结构，发现了法律监督的要素：调查权(发现违法的权力)、追诉权(对严重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权力)、建议权(提出意见，督促纠正违法的权力)和法律话语权(立法参与和司法解释的权力)，并对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法律监督的意义做了理论分析。
本书作者关于法律监督内在结构的理论，不仅开辟了检察学的新境界，而且为检察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优化职权配置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环节，但是，以什么标准来检验和审视检察权，以什么根据来主张减少或者扩展检察权，这是许多讨论检察权配置的人所没有厘清的问题。我们要证成或者证否某项权力主张，必须首先解决检察权合理化的标准问题，否则只能是肤浅的空谈而已。在这方面，《检察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理论工具。
披荆斩棘，设计检察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这些年来，研究我国检察制度问题的人很多，挑出的毛病更不少，但是真正把准脉的人却很少。作者在书中解析纷纭的众说，披荆斩棘，以系统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检察制度的症结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管理体制(人事管理和经费保障)的矛盾，法律监督的应有职权与检察机关实际职权的矛盾，法律监督的专业性与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的矛盾，法律监督的高要求与制度设计的低标准的矛盾。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结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改革要求，该书的作者最后推导出了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建设公正、高效、廉洁的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能够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对于如何推进检察改革，《检察权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简明的思路：一是解决内部性问题，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如强化发现违法的能力，提高纠正违法的能力和抗干扰的能力等；二是争取和配合党和国家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如增设提请违宪审查权、统一职务犯罪案件受理权、办结案件的审查权、执法督促权等，全额预算、收支脱勾，足额保障检察经费，健全检察官的身份和待遇制度以保障其独立行使职权等。
该书还提出，要以遵循司法规律为切入点，改革和完善检察业务管理、队伍管理和后勤管理，逐步抛弃行政化管理模式，保证检察改革的顺利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学是我国法学中特有的一门新兴学科。笔者从《检察权研究》中看到了检察制度和检察学的发展前景，并且深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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