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权上收 倒逼刑事二审改革

　　本报记者 陈善哲

　　死刑复核权上收 倒逼刑事二审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刑事诉讼的二审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首当其冲的是，在刑事二审中实现“开庭审理”。

　　7月12日，在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联合主办的“刑事二审程序：难题与应对”论坛上，来自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表示，这一愿望在死刑案件中已经基本实现。

　　从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到二审程序，再到一审程序，直至推进至侦查程序的改革——这是一幅看上去完美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路线图。“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这些改革同样可以在死刑案件中进行自始至终的试点。

　　作为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配套改革之一，最高院在过去的两年中全力推动各高级法院在二审中开庭审理死刑案件。此前，即使是死刑案件，二审程序也未必会“开庭审理”。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咏红在一篇文章中估计，在司法实践中，二审程序中不开庭审理的案件占全部二审案件的95％以上。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确立了二审程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颠倒了这一原则。

　　“这么多案件，包括无期徒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型案件，都不开庭审理。不开庭，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陈瑞华提问，“法官连被告人的面都不见，就直接下结论，不就是一种流水作业吗？”

　　在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资深大法官刘家琛看来，刑事二审程序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二审不能终审”。

　　虽然“二审终审制”被视作我国基本的诉讼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二审终审制”受到没完没了的再审以及申诉等程序的极大损害。

　　“诉讼制度的初衷就是希望审判机关能够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我们的法院一锤定不了音。”刘家琛强调，刑事诉讼案件不断申诉，让全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显然，如何挽救“二审终审制”摇摇欲坠的声望，成为推进刑事二审改革的原始动力。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看来，二审改革的一个切入口，就是要提高二审的改判率。

　　专家们普遍认为，二审改判率太低，极大地伤害了二审的权威性。根据陈光中的说法，在二审程序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第一，可改判、可不改判的案件，特别是有利于被告的二审案件，法院往往会倾向于维持原判。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事实清楚的案件，明显可以做无罪宣判或者不加刑处理的，二审法院也往往倾向于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陈光中特地提到了此前震撼全国的“许霆案”。他认为，从一审法院所作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到二审法院作出发回重审的决定，再到一审法院改判“五年有期徒刑”的新判决，到此为止，司法机关的结论事实上已经一目了然。“到了高院二审，就是维持原判，就是这么个程序。”

　　陈光中目前正在华南一些地区进行提高二审改判率的试点， “难度很大”，陈表示，“如果二审法院改判，就会涉及到下级法官的业绩考核，会影响他们的工资涨幅和内部评选。”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认为，二审程序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问题。“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之间会有上下通气的问题，这种内部操作的做法使得二审程序没有意义。”

　　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也有不同的意见，他说并非所有的二审案件都需要开庭审理。在一些案件中，只要被告人对事实证据提出质疑，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的，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从部分开庭到应该开庭的全部开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