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灾创作不是七步诗

　　在我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处理不理想。不是和政治过于紧密，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湮没了艺术自己的特性；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企图远离政治。其实，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而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的历史中，有过不少类似的先例。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着亿万人的心，让许多艺术工作者重新看待并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发自真心的渴望拿出和这场地震相关联并相匹配的作品来，无疑，这是我国文艺界让人振奋的景象。但是突然那么多的艺术创作者蜂拥而至，据说仅影视创作的剧目就达20多部，难怪有人感叹如此多的灾难片也是一场灾难。而成龙则一针见血告诫：即使拍出来的也是烂片。这样告诫并非泼冷水，值得警醒。

　　进入7月，仅话剧在北京就有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分别创作的两出戏，在人艺剧场和国家大剧院上演。人们担心如此急就章的艺术水准，参加人艺话剧演出的朱旭老爷子则站出来辩解说，配合政治任务的演出，人艺有传统，当年老舍先生的《茶馆》最初也是为配合选举创作的。朱旭老爷子说的没错，当年老舍先生最初写《茶馆》确是为配合选举，但后来他写着写着就偏离了选举，轻车熟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和选举已经是南辕北辙。《茶馆》的成功，恰恰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好的典范，它以卓有成效的实践，说明急于配合任务往往会欲速则不达，而长期生活的积累和思考，尊重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才有可能让艺术之花适时盛开。

　　也有人为这样的急就章辩解，拉出曹植的七步诗说事：看这样的急就章不也是佳作吗？其实，这样的比附是不大合适的，曹植的七步诗是在逼迫之下不得已的产物，和我们在激情难以平复下的自觉自发的创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文艺创作的各种门类有其各自的创作规律，口占一类的即兴之作，和其他形式与体裁的创作毕竟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多剧组在剧本还没有的情况下就匆忙奔赴第一线，在余震不断的环境中，无论扮演灾民或救灾者，还是执导摄像机调动拍摄虚构的场面，尽管勇气可嘉，心情可敬，但总显得并不那么合时宜。地震现场不是摄影棚和影视基地，更不是片场、秀场和赛场。人们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看到他们的生活再现。艺术给予人们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审美和思索，而不仅仅是现在进行时态的照相式的写照，更不是情急之下的七步诗就能够囊括进去的。

　　如此多影视创作组集中于抗震救灾这一题材，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人们担忧这样急就章的艺术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套用本雅明的话说：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也可以说如此规模的抗震救灾的剧目，内容被非语境化，便是很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原初意义，降低了内容的有效性。还是本雅明说：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而使得其意义被排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仅仅出于激情和好心，而没有把事情做好。

　　国外这方面有例可证。雨果创作反映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是在1793年之后81年的1874年才完成的，而在雨果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倚马可待，急于七步之内去争抢时间，而是经历了多年的案头准备和心里的反复思考，才得以最后完成。在这部反映风云激荡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长篇小说里，不仅仅是场景的激情再现和对革命的单纯讴歌，而是融入雨果对那场革命的深刻思考，至今让我们读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生发心灵震撼和思想启迪。

　　我们自己的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例证。非典期间，也曾经急匆匆上马几部影视剧和话剧，都是出于激情和真情，但基本没有什么成功之作，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几乎连剧名都忘记了。这次抗震救灾之中，本来应该最快也最容易涌现好歌曲，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出现如1984年非洲饥荒之年由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多·里奇创作的《天下一家》般的作品，该歌曲普世的思想性与真挚的艺术性，至今并未过时，依然魅力常存。而在我们的各种赈灾义演晚会上，人们唱得激荡人心的，依旧还是《让世界充满爱》、《感恩的心》等几首经典老歌。

　　经历了若干政治运动和斗争之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屡经挫折，但在国难面前，依然满怀赤子之心，实属难能可贵。只是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方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依然欠缺好的处理经验。我们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容易冲动。然而，公众需要文艺工作者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激情，更是对这场千年大灾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这场重大的民族记忆的整理和存留。面对这场灾难中压在废墟中死去的7万生命和救灾现场上牺牲的英雄，还有那些地震中的幸存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新闻式的现场报道和卡拉OK式的即时歌唱，而应该沉潜下心，将激情沉淀为丰厚一些的艺术与思想，创作出对得起伟大人民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抗震救灾是一项长久的工作，这样的文艺创作不是百米冲刺式的七步诗，而是一场考验我们的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