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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乌老板因高利贷避居海外 集资达20亿(图)

市场经济活跃、各路资本涌动的浙江义乌催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史训锋/CFP 资料

义乌明星企业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

  早报记者葛熔金魏华兵

  曾是义乌明星企业的金乌集团,随着董事长张政建的突然失踪,以及众多情绪激动的借贷人,聚集在义乌市区的金乌集团总部上门讨债,让该公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该公司员工介绍,此前因为许久未领到工资,他们已经与公司发生过冲突。他们中不少都有近3个月未领到工资,有的时间可能更长。

  同时,金乌集团的危机,让大陈镇政府也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域。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
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现在许多借贷人试图迫使政府出面,解决借贷纠纷。“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什么,目前为止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具体情况,还要看事情接下去的发展。”昨日,义乌大陈镇镇长吴朝晖告诉早报记者。

  曾一人拿下迪拜500商铺

  “金乌集团”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该公司主要从事袜业、服装加工、纺织原材料批发、现代农业开发、酒店服务业等,共有14家子公司。其中包括“浙江娇丽袜业”、“义乌万盛化纤”、“金华江南农庄”、“深圳狄加贸易”、“义乌山图贸易酒店”等10家在国内的子公司,以及在阿联酋设立的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贸易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装饰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餐饮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

  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

  董事长张政建1967年出生在大陈镇金山村,父母是农民,在姐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三。上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不久的张政建就只身来到河南省安阳小商品市场经商,而后又前往河北石家庄经销袜子生意。

  1991年,他回到义乌,在当地市场中租了店面从事袜业批发生意。随后,他在1994年办起了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1998年,张政建以浙江娇丽袜业和制衣有限公司为基础,组成了浙江金乌集团有限公司。

  不过,真正让他在义乌商圈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他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而后,他又转回义乌为这些商铺招商,使“新光饰品”等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十个知名品牌借此打入中东市场。

  集资规模或达20亿元

  随着,张政建的知名度提高,他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荣誉,“金乌集团”也是省政府被命名的“诚信单位”。同时,该公司也在网站上称公司成立至今以捐赠千万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手笔为2003年一次性捐给义乌慈善总会500万元。

  “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企业榜榜单”显示,该企业年度捐赠120万元,位列年度企业慈善榜的179位。

  “这次(张政建失踪)的真正发端是因为他所欠的银行款还不上,银行要拍卖公司资产进行偿还。”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很多人早在3个月前,都知道张政建的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但他在当地知名度很高,还有此前一直按约付息,积累很高的诚信度,为此并未多加催还。

  直到有几个“会头”知道银行的拍卖后,就赶紧跟张政建联系,要求他尽快归还借款。起初还能联系上,不过十多天前与张政建的联系失去的,但是张政建何时离开义乌、逃亡那里他不知情。

  该人士介绍,仅仅大陈镇就有不少“会头”,这些“会头”的资金多是远远高于银行利率向一般公众募集。张政建是从当地几个“会头”那里拿的钱,目前不少“会头”因受此事牵连,多已无法向被募集者偿付他们承诺的利息。“张政建的集资规模,或在20亿上下。”

  可能在香港或马来西亚

  但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张政建的手机其实还能打通,就是一般情况他不会接。而他实际离开公司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可能在1个月左右。他现在可能在中国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地,但肯定不在内地。

  早报记者发现在“义乌稠州论坛”的“法律维权”版块看到的一个帖子,似乎也能证明张政建离开公司时间应在1个月左右。因为,早在6月19日就有自称金乌集团员工的网友发贴求援:“金乌集团倒闭拖欠员工工资怎么办?我们已经3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都没拿到,现在公司一点的被变卖,老板也找不到。请问我该如何讨回我的工资?”

  浙江民企上演“逃跑季”

  早报记者魏华兵

  又跑了一个!

  昨日有传言称,义乌民营企业家、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为高利贷所迫避居海外。

  今年6月19日,早报记者在义乌采访时,就有民间借贷人士忧虑地表示:今年有两笔失败的投资:一笔是借钱给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笔是借钱给金乌集团。

  昨日,当早报记者再次联系这名借贷人时,他说,借给张政建的钱还有几十万元没有收回,不过张的手机还打得通。

  资金危机蔓延

  在当地,民营企业主为了躲避债务,被迫采取“主动失踪”的方式,这已经不是一两起,最近一年来,就有数起类似的事件:

  2007年8月,义乌招牌餐饮店“一帆餐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南一家突然失踪,传当事人炒股巨亏,欠债约3亿元。

  2007年11月,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创始人叶荣兴突然下落不明,传欠债近5亿元。保兴汽车的案件已经立案将近半年,但叶荣兴还未找到。昨天下午,保兴企业一名员工还致电早报记者称,公司的厂房将于23日拍卖,叶荣兴拖欠的12万元工资不知道找谁讨要。

  浙江经济学界的部分专家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资金紧张只是个别现象和少数企业,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增长势头好及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仍将获得快速发展。

  但从公开的报道看,在浙江义乌等地,往年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只是个案,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一状况已从个案发展到行业,甚至仍在继续恶化。

  在通常情况下,选择民间借贷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以及扩张型企业。一名企业界人士这样评价说,“只要这个企业这两年在搞房地产,它的资金链肯定有问题。”

  多名法律界和企业界人士还表示,如果今年下半年银行信贷继续从紧,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将更多。

  利率飙升的风险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浙江温州、金华等地民资非常充裕。据温州银监局统计,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已从前年的500余亿元的规模发展到今年的600余亿元。金华市下属的义乌,据非官方的说法,也有数百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

  银行信贷紧缩,民间借贷利息水平飚升,吸引了更多的“快钱”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投资。事实上,民间利率飚升,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风险加大的双重结果,它不仅意味着借款人收益增加,而且风险也在加大。

  在义乌,一些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寄售行已经察觉到这一点,现在不提供抵押物不会放款,而且抵押物必须经过他们认可的评估价格。

  上述向保兴汽车、金乌集团借款的人士称,目前不但无法按时获得利息,而且面临本金都无法收回的局面。而这些借出来的钱,也是从各方筹措过来的,一旦有了资金窟窿,受影响的将是这笔资金后面的数个甚至数十个家庭。

  更危险的是,有的家庭为了获得高利息收益,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然后将银行贷款再借出去。一旦借款无法收回,银行和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另据财经网昨日报道,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甚至包括公务人员和法律界人士。无法排除的是,这些公务人员或法律界人士,可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联系,甚至可能是监管者。

  地方政府求解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风险高等问题,浙江当地正在努力求解。

  浙江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份,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有评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可将地下钱庄逐渐引入合法监管,并向正规的金融机构过渡,并可为民营企业提供至少50亿元的贷款规模。

  但浙江全国抢先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仍存在“只贷不存”的问题,依然无法替代民间借贷市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在目前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无法萎缩,更无法禁绝。

  名家点评

  刘根山与“丑闻季”

  吴晓波

  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继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企业——飞跃集团传出破产申请的新闻后,近期又一个知名企业倒掉,有“公路大王”之称的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刘根山因挪用公司注册金及涉嫌骗贷而被警方羁押。

  刘根山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被云雾缠绕。这位在长三角地区拥有多条高速公路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从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看,他被警方拘押的导火线是涉嫌抽逃绍兴市甬金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此外,还有骗贷、贿赂地方官员等多个问题。

  资料显示,刘根山又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牺牲者,仅在2002年一年中,茂盛集团先后以独资、合资的形式成立了多家以公路为名的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就单单注册资金一项来计算,就将近100亿元。在2004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将一块地产项目出售给了国营的上海建工集团,套现数亿元资金而逃过一劫。2005年6月以后,刘根山再度提速投资公路建设,甚至还构想出了一个“路生路”的资本运作模式。自去年下半年的信贷紧缩之后,扩张中的茂盛显然发生了资金上的危机,于是,挪用、骗贷便成了刘根山自救的险棋。

  刘根山式的危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当宏观调控到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周期在四到五年左右,从事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金融业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问题,它们一定是首先被调控和被抛弃的对象。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情况下,“短贷长投”、“民间非法高息融资”、“用毒药化解毒药”(德隆唐万新的检讨之语)便成了惟一的选择。一个可以预见的、可怕的景象是,如果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内,针对民营企业的紧缩信贷政策没有改变,将可能出现继2004年春夏之后的又一个此起彼伏的“丑闻季”。

  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即便是一直稳坐产业上游的国营垄断资本集团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好日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拜坚决的垄断政策之赐,二则是靠了“中国制造”和地产业的原材料渴求,而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营资本是最主要的力量。如果邱继宝、刘根山式的危机一再爆发,再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地产崩盘,那么,下游需求萎缩,上游的利润空间就会迅速缩小。国营企业当然不会去冒险“骗贷”或者去借民间高息,它们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从而形成一个全民埋单的局面。

  在当今的经济界,对下半年的信贷政策变动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认为,局面很可能在9月底才会真正明朗。8月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看奥运会,想办法渡过一个酷热的夏季。到了秋天,天气应该就会凉快起来。另一种则认为,9月之后,中央政策进行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很小,所以本年度内信贷放松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如果,第二种判断成为事实,刘根山式的丑闻将络绎于道。

  这真是一个难熬的、两难的夏季。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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