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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之科学评估地震灾害

史培军
史培军

史培军在会议上发言
史培军在会议上发言

  《铭记》之科学评估地震灾害

  2008年7月12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23次会议上,《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报告》获得通过。自此,以史配军为组长的专家组对于地震灾区灾情的评估工作顺利完成。这份报告为灾区规划与重建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史培军:这次在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景象上,也看到了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和他们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的一个信心,中国是第一次在重灾地区,允许国外的救援队进入灾区,过去从未有过,中国也是第一次,一次巨灾完了以后,要成立一个国家的这次灾害的科学委员会,协助国家来评估灾害、分析灾害,这也大概是第一次。

中国也第一次进行灾害损失的评估,用客观的有一定基础的科学数据来进行评估灾害的第一次,所以这些若干个第一次使我感到,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责任可能更大,任务也就更重。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能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服务国家,为国家的抗灾救灾做点贡献,应该感到很欣慰

  史培军,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汶川地震后,任国家减灾委——科技部专家组组长,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最初的反应:5月12日地震发生时,史培军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史培军:5月12号下午,在震后几分钟,我就在短信上知道四川地震了。当时我得到的第一个是7.6级,后来说是8.0级,当我看到8.0级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大了,是很大的一场灾害,我正好下课了以后,我们那个班有一位是来自地方地震局的,山东地震局的局长叫晁洪太,我让他再次确认了地震的震级、震中,完了以后,我在晚上就赶回在我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开始了我的全部工作。

  史培军根据学校实验室和国外相关网站的数据做了一个震区情况图,试图以最快的时间判断出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灾害程度。

  史培军:5月12号晚上我和我的研究生、老师,大概到了晚上两点多钟,我就把这个PPT做出来,当时想我上网上拿到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汶川地震模拟的烈度图,我一看到这个烈度图以后大吃一惊,绝对不是像我们教科书上画的那种非常抽象了的,但又符合科学常识的,地震由震中沿着中心等值线画出去的烈度等值线,我就用这个烈度图,动用了我的实验室建起来的所有数据库,我的实验室有我们国家所有各个县主要灾害50年的数据,我就利用他们的烈度图和我的数据叠加,我得到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

  根据初步的数据分析和灾情判断,史培军感觉到了灾情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史培军来到了民政部,为救灾工作提出了他的最新数据信息。

  史培军:我带上这个资料跑到民政部,民政部是我们国家任何一次灾害救助的政府主管部门,减灾委就挂靠在民政部,我就先找到了救灾救济司的司长王振耀,因为副司长已陪部长随总理当晚已经到了灾区了,我上午去了把这几个事告诉他,第一,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这是一次南北长接近三百公里的地震带,一个以条带状为特征的地震,影响的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做出了2200万的可能受灾人口,250多万的重灾人口,因此需要民政部门准备一百万顶帐篷,而且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五到十万人,这几个数据对民政部门来讲,因为我过去经常和他们合作,他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个数据,因此他说全国救灾帐篷的总储备能力不到三十万顶,缺口的七十万顶从哪来找,而如果真是死亡五到十万人,这将在中国唐山地震后单次灾害死亡最大的一次。

  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成立。

  5月13号当天下午,史培军联系了科技部共同商议之后,5月14号,由科技部牵头,很快组建了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此后,这个组又和国家减灾委衔接,命名为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这个专家组分为地震烈度分析组、综合研判组等六个小组,汇聚了地震局、中科院、国土资源部和各个高校等多个单位的相关专家。史培军被推举为专家组的组长。

  史配军:我们在北京西边的永兴花园租了专门的地方,专家组每天都在那儿昼夜工作,我在指挥的这个(专家组)当时的人数近120人在天天工作,而我们的工作任务是个什么样的任务呢?所有各家做的工作下午四点来这儿进行会商,我们在科技部部长、副部长的领导下,会商机制和会商后每天把我们的建议,通过科技部送交到国务院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国家减灾委在前线,设在四川前线的指挥部。

  根据对灾情的预估,专家组将自己的工作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救人,在这个阶段,专家组在信息搜集与分析、施救方案等方面予以专业支持。第二阶段是灾情评估阶段。第三阶段是灾后的规划和重建阶段。专家组来自各个单位,每个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根据抗震救灾的总体进程,有针对性地提出很多政策建议。从5月16号到5月31号,第一阶段期间,相应的对策建议已经达到43个,其中有很多建议被决策层采纳。

  史培军:我从灾民那儿了解到,在山区的灾民不是很同意建活动板房,他们认为把这个钱给他就基本够他建永久住房的资金,而且还不占用土地,就在他的旧房旁边就能做,当然我们这里需要判断这个是不是高烈度区,能不能再重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把活动板房阶段和永久建房整合在一起,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按,这就是迅速地改正了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大概活动板房绝对不会像原来要建到一百万套,会减少,而把活动板房的一部分就要转成同时建成永久住房,这就是政策的调整,这是看到的不足改正成一个正确的,我们为此派去了大量的搞建筑的专家到不同的地方去帮他们设计,这样一个抗震的,又比较廉价的建筑如何做,我们做出了一整本的设计,平时这些研究院所设计要花好多钱请他的,这次大家无偿地把自己的知识按、才华贡献给灾区,让灾区人民能够迅速地重建家园,做出他们的贡献。

  开展灾害评估工作。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立。

  5月21号,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立会议,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灾后评估工作,组织地震科学考察和研究,为抗震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史培军任副主任。此后,史培军所在的专家组就自然转到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下,而工作重心也由救援和转移安置过渡到灾后损失评估阶段,为灾后的重建规划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5月25日,史培军带领一个评估小组到达灾区,对灾情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

  史培军:我们去的任务不是指导抗震救灾,是为了做好这次灾害评估而去的,我们去专干三件事,一件事,广泛地听取在第一线救灾人员对这次灾害的认识和他们的省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接触,和他们那些工作组接触,是我们这个叫做进行调研。第二,到灾区实际去看地震造成的各种结构的破坏程度,这是第二个工作。我们实际去看,其实我们已经用了遥感资料做了大量的图件,我们在那儿验证我们做的工作拿精确的GPS,定位,来验证我们算这个房倒房70%,实际看看到底倒了多少、破了多少。第三件事情,我们想到第一线去,找到(亲历)破坏的当事人,他们能给我们介绍,比如我们在红白乡,那个乡的乡长介绍,书记介绍,我们到了什邡的红白镇,还有在都江堰的向峨乡等等,还有到了绵竹、汉旺,一个一个去核查,最基本的大家很关注的这些点,因为这些点大家多很关心评估的准确程度,会使媒体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关心,完了以后,我们再次和四川省各相关部门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对口的交流会,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些想法进行交流,取得共识,如何对这次巨灾进行损害的评估。

  对灾区的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后,专家组经过讨论,制定了一个灾情的评估标准,这个评估标准需要大量的多方灾情数据的支持,但是来自灾区各省和相关部委的各方灾情数据分别汇总到专家组时,容易产生信息和数据上的重复与混乱。因此由民政部牵头,又建立起了由各个相关部委和灾区省份共同参与,共同汇报灾情数据的会商制度。

  史培军:从这天起,我们出现了一件应该说在中国的灾害救援史中从未有过的,如何共享我们获得的各种数据,把这场灾害客观地评估好,所以就有了国土资源部提供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地震局提供地震局的数据,三省提供三省的数据,专家组提供专家组的数据,我们把来自各个方面的数据拿来做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这次地震灾害影响的近5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以县为基本单元的统计数据和我们专家在到处调查,几千个点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调查数据,以及我们大概用了所有能覆盖在这些重灾区的各种遥感数据,来进行判断的一些主要的乡镇和县城倒塌的这些图片。

  专家组拿到这些资料之后,提出了评估这次地震灾害的五大类指标,一是这次地震本身的相关评估,比如震级、平均地震烈度值。第二是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失踪人数。第三是房屋倒塌数和财产损失等。第四是需要转移安置的人口数量。第五是次生地质灾害。

  史培军:当我把这个方案提出来,大家都同意,第一个,选择的指标定下来了,但是指标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的领导还是很聪明的,他说不能每个因素都一样吧,是不是能够考虑有些权重多一点,有些权重少一点,这次权重就成了我们会商进行协调的一个重要工作,我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到底权重应该怎么确定,当时我定下来三个组,也就是致灾因素,还有成灾体的人员伤亡,还有财产损失,大家各占三分之一,谁也不能多,因为大家都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们的权重,在最早的时候,在我们提交第一稿的时候,考虑权重的时候,地震定了0.25,人员伤亡定了0.3,财产损失,主要是倒房定了0.3,这样0.3、0.3、0.25,就是0.85,剩下的0.15定给了转移安置人口和地质次生灾害。这个权重上去以后,大家觉得地震是不是少了一点,造成的人员伤亡是不是多了一点,但是我仍然坚持,这次灾害灾害嘛,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是主体的,我们几个部委在那儿商量,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达成共识说,房子,因为倒房中,有的房子是倒了,有的房子可能毁了,这个毁的房子统计不一定很准,其实就没用那个指标,我只用了倒房子的指标,所以考虑大家达成共识,然后我们就调整了这个指标,把地震给了0.3,在原来的0.25增加了0.05,0.3的权重,人员伤亡还坚持了0.3的权重,这是0.6,剩下倒房子,因为刚才是多一点,减到0.2的权重,然后地质次生灾害0.1,转移安置人口0.1,我们和三省,和六部委达成了共识,权重确定下来,指标确定下来,剩下就是出结果,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应该说谁也搞不清楚,最后排成什么样,得要计算,我们严格核查数据,核完数据就把这个计算出来。

  根据灾情的指标类别和每个指标所占的权重,史培军带领专家小组结合各个方面和灾区汇总的相关数据,提出了极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三大类的受灾区域,其中极重灾区的区县市一共10个,重灾区市一共36个,另外还有190多个一般灾区。

  史配军: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结果上报了国务院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在第22次会议上专门就这个划分进行了协商,会议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多部长们在那儿坐,总理,还有李克强副总理,还有回副总理都在那儿坐着,大家都有他们的一本账,他们都到过灾区,指挥过抗震救灾,像总理还多次去过,还有回良玉副总理坐镇在前线指挥等等。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出现了两个争议,第一个争议,三省都认为他这个应该放在重灾,都嫌数量少,都嫌他们的数量少,原因是这个范围,连着恢复重建的规划,假如就是为了划划范围,说辖区大小的话,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争论,这背后有着对灾区投资的切身利益,我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我也会这样,争取更多的国家对我的投入,迅速实现党中央定下来的迅速恢复重建,一样的,三省有意见,都嫌少,就是三省都觉得自己的少了,划的重灾和极重灾少了,然后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又认为你对这个重灾县的排序,我总觉得北川最高,因为北川县城被毁,堰塞湖一堵那么多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再加上媒体一放大,简直在世界救灾史中唯一的堰塞湖动员了那么多的军力,那么多人来处置,当然我们很成功地处置掉了,使人员的伤亡、财产损失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这些事件通过媒体放大,人人都知道,而我的排序,我们专家组的排序是汶川第一,北川第二,第三是什邡,第四是别的,第五才是青川,远不像社会上说出来的是北川、汶川、青川的这种数据,而前三个数据尤其受到关注,当时连总理都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点什么?但总理还是很科学的,说我感觉应该是这样,你们再研究。第二个,我也提了我的看法,我们很多人到灾区看到了一些非常重灾的点,但是我的评估是一个线的整体评估,未必我们每个人把每个县都看到,比如说北川,两千多平方公里,你不一定全都去过,比如说汶川,三千多平方公里,未必你都去过,所以我想解释,这是我对全线的评估,而不是对一两个点的评估,我也承认,作为地震后,对于一个县城破坏,大概这次最重的就是北川县城,作为一个地震断裂带穿过的县城,也就是它,但在其它地方好多乡镇,大家听过很熟悉的,向峨乡、红白镇、汉旺镇等等,也几乎都是毁掉了,有些镇的人口并不比北川县城,县城所在地这个镇的人口少,所以当时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既然有争议,我们下去再做工作,22次指挥部的会议就决定由民政部门继续牵头,会同刚才提到的几个部委,和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进一步做好评估工作。

  随后又过了20多天,专家组根据最新的灾区统计数据,重新梳理和修订了相关的信息,最终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报告顺利完成并在7月12号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23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个评估报告最终确定了十个极重受灾地区,它们是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青川县、茂县、安县、都江堰市、平武县、彭州市。此外还有39个重灾县区和191个一般灾区,比之前的评估报告增加了三个重灾县市区域。

  史培军:就是在23次会议上审定的51个受灾严重地区,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这次会议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这只是说受灾范围通过了,没什么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我们的排序结果仍然是上次的排序结果,第一是汶川,第二是北川,第三是什邡,没有出现北川、汶川、青川的顺序,我们的数据就是这样,原则就是这样,指标就是这样,数据来源这样,科技工作者能做到的就是依据科学,实事求是,如果国家认为确实还需要考虑,那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不能从科学角度来确定。总理在会上很明确地表态,你那儿贫困,我可以从国务院扶贫办的角度更多地给你扶贫的支持,但是这个是科学数据不能调整,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尊重科学,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里,我以为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教育和感染都是很深的,所以这个东西通过以后,我自己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中央高层这么信任科学,这么坚定科学,正如我们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专门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用了接近三百个字,讲了加强对灾害的深入研究,可见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和谐中国的建设,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和加强防灾减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已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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