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法治经验和教训，但这种借鉴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简单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法治模式和理念，就能回答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这种观念不但在中国法学界存在，在政法实践中也有一定影响。如果不加以认真反思和比较，轻则中国法治实践脱离中国社会实际，重则可能背离乃至有损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

　　因此，比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主义法治的基本观点、发展和社会背景

　　(一)促使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形成的最重要社会因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扩张。

　　封建欧洲是小农经济，新兴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国家和不矛盾、明确、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理念，隐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效率等思想。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确立。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一个对社会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国家。民族国家强调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规则，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由此产生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

　　(二)尽管不同时空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有众多差异，但可以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维系国家主权和法治统一。这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资本对外扩张和发展的需要。

　　2、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注重个人权利成为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欧洲国家较小，各国公民权利不完全相同，当越来越多的公民跨越国家边界，无法诉诸公民权要求他国保护时，就催生了对个人权利更为普遍化的表达，这就是最早的“人权”概念。

　　3、权力的分立制衡。横向分权即所谓三权分立，纵向分权是指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政府的分权。但各国权力分立的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央政府这一级，英法等国均奉行议会主权原则，议会权力在权力分立体系中居于主导，更类似中国的人大制度。美国则遵循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原则，强调权力之间的平等与抗衡；尤其重视司法部门的独立及其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有司法审查制度。

　　(三)西方法治的核心观点体现了人类近代以来为在世俗社会基础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保证社会安定，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竞争而进行的探索与思考，凝结了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实践的一般经验。

　　应清醒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反映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本国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仅具有阶级局限，而且有强烈的时代以及地域印记。它首先关心本国的稳定和有效统治，利用法律调控来缓和国内各阶级、阶层、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外，资本主义法治及其理念在历史上曾经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相联系，与本国的战略利益保持和扩张相联系。

　　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达，抽象地代表了全人类的理想，但这些思想针对的是本国问题，在其传播中也往往会服从本国长远的利益和战略。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逐渐由商品输出和武力征服转向了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产品输出，“法治”与“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战略，是维系西方主导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国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识形态的核心。

　　二、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一理念与中国，与社会主义，与法治分不开。

　　第一是当代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空规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且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特点是中国法治发展一个根本的物质性条件，既是制约，也是促成。

　　第二是社会主义。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规定。中国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空间和地域内建立起植根于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须凝聚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不是在中国简单移植一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

　　第三是法治实践。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性规定。这不仅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前无古人，需要创造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脱离实践，不考虑法律实践的现实可能性，抽象的法律原则、思想就可能变成一种夸夸其谈。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决定了必须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相对统一的规则，令市场交易主体对于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创建比较完善的统一市场，需要打破区域的分割和封锁，也要求依法治国和法治统一。

　　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很平衡，要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必须稳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权威，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决地方性问题。法治不仅可以保证基本规则和政策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制度化中央的权威以及与地方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以及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执法为民。

　　法治一定是日常实践的，这就要求执法为民。这意味着，第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绝不是为法治而法治，不是为了追求抽象的法治形式完美或完整，或要符合某个外国模式。中国法治之优劣高下的最后判断标准，是要尽可能满足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无论是法律体现的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是法治得以落实的形式。因此尽管一般说来，司法是实现法治的最重要甚至主要形式，但诸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社区建设、综合治理、普法教育，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只要能够回答中国的规则性治理问题，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都是中国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大符合甚至不符合西方的某些经典法治表达形式就予以轻视。

　　第二，法治的完善和发展也必须始终追随和贴近最广大人民的需要。法治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但判断的标准不是理论推演和思辨，不是原则的清晰或“神圣”，而必须是也只能是以社会实践体现的中国人民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和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还决定了法治必须公平正义。

　　抽象的公平正义，未必足以保证具体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总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体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共和国从原则上就要求并且为法治的公平正义提供了根本的经济制度和宪政保证，不仅追求公平正义的基本制度原则和社会秩序，也同样关注个案中的公平正义，以及合情合理。不仅要注意形式上和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也同样关注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而且特别要防止因形式上的公平导致实质上的不正义。

　　中国的法治要努力通过包括司法在内的法治实践，逐步凝聚中国社会在一些根本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必须注意，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相对会更强调抽象平等，更多诉诸司法解决纠纷；在熟人社会，则会更强调实质公平，人们会更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决。因此，如一味强调正式司法，即使从正式规定上看似公平的判决，也许不能为某些民众所接受；公平正义因此隐含了合情合理的维度。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虽不拒绝参考，但并不可能等同于抽象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而必须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

　　(四)中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国策要求法治服务大局。

　　法治并不孤立存在，既无脱离社会的法治，也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法治。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有关大局、全局和局部的观念。法治实践同样必须如此，法治必须保证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和稳定、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涉及这类根本问题时，拒绝法条主义的法治观，强调开阔视野和整体把握，并不与依法治国冲突，相反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有时一件小事也可能引发某些利益的分歧与冲突。例如，若简单看待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或高考移民的问题，就可能忽略政府为改善和发展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努力，而后者不仅是政治性努力，更是宪法性的努力；而法治必须服从宪法。

　　顾全大局还要有开阔的国际眼光和敏锐的政治洞察。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考虑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大背景，在处理看起来仅仅是法条问题之际，也必须兼有一种政治家的眼光。

　　顾全大局并不是迁就现状，它也意味着必要时要坚持法律的制度要求，坚持法律的统一，甚至以法律制度的变革来推动对整个社会改革、发展和调整。

　　(五)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国情的回应。中国革命和建设既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中华民族的建构；也是社会革命和建设，要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还是经济革命和建设，是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近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变革。这些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发展的特点，要求中国有一个坚强有力、有理想、有承担、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来有效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力量，领导整个民族共同完成多方面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明确纲领、发达组织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它事实上是唯一可以有效整合和领导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政治组织，也是唯一完成了这些历史任务的革命党。当前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完善党的领导，但目的仍然是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在改革的利益分化和冲突中，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保证这个过程不会导致社会涣散，法治的确立和改革也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的保证，能承担起这个任务的，仍然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当下，至少有些国际势力想用西方的法治民主观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法律结构，通过强调三权分立或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来弱化党的领导，甚至排斥党的领导，其实是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法治建设。对这一点，必须要有充分的警惕。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种普世真理，而是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唯一能够有效回答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法治的理念。

　　中国的繁荣稳定，对于世界的繁荣稳定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能有效回应中国问题的法治，就是对全人类法治的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大学习大讨论”专题研讨班上的报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