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补偿伤残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20万和100万，他们选择了20万，同时选择了永远和单位了断关系；明知吃亏，但没有工伤保险的他们，担心“维权程序繁琐”和“单位没有信用”，宁愿选择一次性了断

　　一次性补偿伤残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农民工工伤保险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刘宏

　　王先渠，刚过而立之年，却被掐灭了“站起来”的希望———他的下半辈子将在轮椅上度过。

　　他的手上有31万元，很厚的一摞钱，却以快过他年岁增长的速度消耗着。

　　两年前一次噩梦般的经历酿成了他今天的困境。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打夯时，他不慎摔倒在硬物上造成颈髓损伤，不完全截瘫，被定为二级伤残。因为单位没给上工伤保险，而“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又很渺茫”，双方都想一次性解决。去年，他从单位拿到了包括伤残津贴、护理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总共31万元，代价是———永远跟单位了断关系。

　　带着钱回山东农村老家养病的王先渠，一改往日的开朗，总是一整天闷在屋里不肯出来。“我知道他在愁，这些钱花完以后靠什么活下去，我也愁呐！”电话那端，王先渠父亲的声音沉闷无力。

　　一次性补偿“明显吃亏”

　　“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对劳动者来说是明显吃亏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对记者说。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有关文件对1至4级伤残一次性领取标准的规定，一级伤残津贴加上护理费的补偿最高是20万，而这个待遇还分成了三个年龄段，年龄越大，数额越低。

　　“如果选择长期支付，按照现有规定，1至4级伤残的青壮年劳动者到退休年龄时一般都能拿到100多万。一次性补偿的十几万元，相比这个数字只是一个零头。”时福茂说。

　　让劳动者“亏上加亏”的是，一旦领取了一次性补偿金，就要跟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也要终止。伤残劳动者今后的后续治疗、康复以及生活费全部要自己负担。一旦病情复发或者有并发症、后遗症，也是全由自己负责。

　　据介绍，现在还在北京一家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王刚(化名)，是二级伤残高位截瘫，每个月的住院、医疗康复、生活护理费高达1万多元。他拿到了20万元的一次性补偿金，但只过了一年多，这些钱就全花完了。从受伤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他还是因病情太重无法出院。

　　跟记者说起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时，今年54岁的龚凡(化名)也显得非常无奈。

　　去年在建筑工地工作时，他的眼睛被异物击伤，左眼角膜裂伤，当时被鉴定为七级伤残，从老板那里一次性拿到了工伤待遇7万多元。如今老龚的左眼完全失明，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右眼。

　　如果当时他选择的是长期支付，按照规定一年以后如果感到病情恶化，可以重新申请伤残等级鉴定，但是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情况不好，但能维持就维持，总共就赔了那点钱，不打算“再在治眼睛上花大钱了”。

　　长期支付往往落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选择的都是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在明知吃亏的前提下，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担心没有保障。”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工，几乎给出了一样的答案。

　　正在老家养病的王先渠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单位没给我上工伤保险，我的这个伤残津贴是要由单位支付的，要是单位不按月给钱，我不可能一次次搭上路费跑去北京要，要是每月都不给，我也不可能隔一个月去申请一次仲裁。”

　　在北京某区一个矿受了工伤的于军(化名)，是记者接触到的惟一一个没有选择一次性补偿，而是选择了长期支付的劳动者。他的手上还有有力的武器———法院的判决。但他却说了一句令记者意想不到的话：“当初还真不如跟单位一次性了断。”

　　他说，他每月去领取工伤津贴时，不仅拿不到钱，还要遭受无数次的喝斥、白眼。为了得到维持生活的钱，他不得不每隔两个月就去法院申请执行一次。

　　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担心单位不能按时支付伤残津贴，伤残农民工的另一个顾虑是“怕单位跑了找不着人了”。

　　北京市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韩世春告诉记者，一般外地农民工受了工伤后，为了节省花销，都想要回农村老家养病。离得远了，他们就更不了解单位的情况，哪天单位没有了他们可能还被蒙在鼓里，等到半年一年过去了，一切都晚了，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据记者了解，很多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效益不稳定，流动性大，他们很可能在某一天会突然注销或者转移到别的城市。虽然法律规定企业即使破产也应当支付给伤残劳动者一次性补偿，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都做不到这一点。

　　没有工伤保险是症结

　　“大多数伤残农民工选择一次性补偿，都是因为没有工伤保险，这个人数在农民工工伤总人数中占了绝大多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徐玉领道出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据保守统计，中国目前有农民工1亿多，而根据2007年统计数据，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3980万人。

　　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统计数据，在他们办理的152个工伤案件中，只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仅为总数的7.89%。

　　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韩世春提供的数据，该中心受理的工伤案件中，有工伤保险的低于30%。

　　依据法律规定，一旦没有工伤保险的劳动者受了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一切工人该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然而，由于“单位没有信用”、“维权程序繁琐”等诸多原因，现实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

　　据徐玉领介绍，工伤保险是按单位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缴纳的，这个系数在0.5%和2%之间。建筑行业属于危险系数较高的，一般工伤保险系数也会高一些，但总的来说缴费基数并不高。

　　既然没多少钱，为什么企业还不愿以这点小钱换取更大利益的保障呢？

　　时福茂对记者解释说，保险不能只交一种，一般还要同时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加起来这些数目就不少了。

　　“然而，与劳动者面对的风险相比，这点钱仍然只是一个极小的数目。”多名法律援助律师告诉记者，要想让伤残劳动者不再吃亏，劳动部门就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采取措施强制企业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毕竟，农民工本来干的多是高风险的活，不能少了这样一根“保险绳”。

　　本报北京7月29日讯

　　调查札记

　　企业为农民工交保险，国家帮企业承担风险，实际上对企业的稳定发展是有保护作用的。然而，目前很多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不仅加大了自身风险，也大大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法律规定，没有为工人交工伤保险的企业，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负担。这是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无形中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更加没有保障的境地，也将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企业。这，似乎背离了社会保障的本义。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法律规定应该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