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憾未动员更多官员面对媒体 简化调职原因

2006年12月15日，北京，教育部 发言人 王旭明 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王旭明：调职后面对媒体为还债

　　■当记者时初次采访陈至立，聊了俩小时

　　■宁愿把调职想的简单，不愿评价继任者

　　◎ 文/《青年周末》记者 颜雪玲 ◎摄影/《青年周末》记者 吕家佐

　　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5年中，王旭明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今对于他的离开，媒体和舆论却赋予了些微悲情的色彩。

　　他的继任者亮相，被媒体评价“中规中矩”、“小心翼翼”；相比之下，王旭明的个性鲜明、敢于说话开始让人感到不舍，而这曾经给他带来诸多非议和指责。

　　大多数中国政府官员调离时，都选择缄默。而“另类”王旭明在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位置，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敏感时刻，再次一反常态，直面媒体。

　　不怕被疑炒作？“高调”会不会招来上司不满？王旭明只说，有三个原因，让他选择在此时说话，而无畏他人的评价。

　　用最后实践提供官员与媒体打交道标本

　　青年周末：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在很多公众眼中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官员。即使这次的调任，您也再一次一反常态，中国政府官员离任前通常会保持缄默，而您却选择了面对媒体，而且是有问必答。为什么？

　　王旭明：三个原因。第一，我在还债。我做发言人期间，主要是尽可能多地请别的官员直面媒体。我认为新闻发言人主要的工作是策划、沟通、协调、组织。除非是所有官员都不愿意说，领导又非要让说，那我才来说。因此，我更多地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等公共场合随时应对媒体的提问。很多媒体希望采访我，我都谢绝了。比如去年我们和人民网举办了教育部官员系列访谈，我参与策划、组织了十几个官员去人民网跟网民聊天，人民网也邀请我去，但是我没有答应。最近我调任之际才第一次去做访谈，因为于情于理都推不过去了。

　　原因二，希望通过我这个样本，让人们更多地认识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做了十年的新闻官，真真切切地对这项工作有了感情。现在大家对我王旭明个人感兴趣，那么我希望大家把我当作一个样本，解剖也好，分析也好，利用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推进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这项制度在我们国家还不被所有的人，特别是有些部门的领导重视。光说制度可能大家不感兴趣，但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能能够把一个话题带起来。

　　原因三，我用自己最后的实践来提供官员怎样和媒体打交道的标本，供人研究思考。这是有悖规则的，一般官员调离时，遇到这类情况都是保持缄默。

　　出于上面三个考虑，我选择了说话。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一定要写：以身作则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打造服务性政府，为政务公开再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事——这不是大话。

　　青年周末：不担心这么做会被质疑炒作？“高调”调职上司会不会对此表示不满？听说你接到不少“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的劝告。

　　王旭明：有了上面的三方面考虑，我就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评价了。

　　遗憾没动员更多官员面对媒体

　　青年周末：《中国青年报》为您专门出了一张只印了一份的特刊，上面写着：“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让您的离任显得有些悲情。

　　王旭明：其实，跟中青报这种良好关系，只是教育部与众多媒体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例子。我在接手新闻官之初，中青报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后来，在磨合、交流、碰撞的基础上，达到了互相理解和支持。中青报有一位资深记者，几十次跟随教育部组织的采访团，毫无怨言，写出了大批的优秀报道。也有一些年轻记者，开始并不认同我们的某些做法，但我们通过组织采访团、记者招待会，面对面交流，和提供有针对性的媒体服务等手段，使记者们坚信新闻官是在为他们服务。这种契合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青年周末：有意思的是，之前因为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卖猪论，您饱受舆论的压力；如今您离开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了，媒体对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反而对您不舍了。

　　王旭明：他们对我某种程度的认可，实际是人们对讲真话，讲实话，讲老百姓的话的一种期待。我们现在还是存在千人一话的状态，所以我一直呼吁新闻官要学会使用公众语言和媒体语言。白岩松评价我“用心做事”，我觉得很温暖。他得知我离任后，马上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送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本来筹备奥运报道期间，他特别忙，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然后他跟我做了《新闻1+1》，他说“旭明，你是在用心做事”，“用心做事”四字虽短，含义却深。

　　其实在任期间我还有个遗憾，没能够动员更多的官员出来直面媒体，没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官员婉拒媒体。如果一切能从头开始，我会做的更好。当然，这已经不可能了。

　　 青年周末：媒体对您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但网友中还是有不少对您的工作存在看法。网上进行了一个调查：你对王旭明的印象。选“讨厌，不专业”的有5058，占43.25%；“喜欢，有个性”3713人，占31.75%；“不好说”的有2923人，占25%。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王旭明：我对这个调查只能说：尊重。估计算一家之言吧。

　　青年周末：从朱镕基、吴仪等官员开始，已经开了有个性的先河，得到了老百姓的口碑。但您在任期间的言行却引起了很多争议，您觉得是为什么？

　　王旭明：我觉得这是大家通过我，对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关注。发达国家实施这项制度已经百余年了，而我们国家2003年“非典”之后，这项制度才真正地推广开来。只有五年就要求和发达国家一样完善和完美，我觉得不现实。

　　而且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政府一贯以来的发出文件、下发通知的办事方式，而我从1998年成为教育部新闻处处长开始，就力图用实话、真话、心里话来解释政策，特别反对照本宣科。我一直认为新闻官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完成语言的转化，把官场的东西转换成媒体的，完成这种转化肯定会有风险。照本宣科永远没有风险，但我为了追求更大、更好的传播效应，宁愿冒险。

　　我宁愿把调职原因想的简单

　　青年周末：在媒体和舆论越来越接受你办事风格的时候，您却被调职了，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明升暗降”。大家对此有各种揣测……

　　王旭明：我不赞同“明升暗降”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但我宁愿把它想的简单，简单到就是一个工作变化。

　　把复杂事物简单化也是我为人处世的一个理念，对很多事情我都追求简单。比方说，“教育买衣论”其实并非我的原意和原话，也并非是在新闻发布会或正式接受采访的场合说的，有人说我“遭到暗算”，面对记者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我不以为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无意中伤害了我，是不经意地违反了规则。这样简单化的结果，是我与记者们更深一层的彼次理解，彼此包容。

　　青年周末：您是人们眼中的“另类”官员，十年前被选入教育部办公厅做新闻处长，就是看中了您这种有个性、敢说话的特质吗？

　　王旭明：这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不清楚。但刚进机关，不可能那么有个性吧。应该说我的理念和作风是从1998年成为新闻官以来，慢慢形成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教育部工作十年间，两任部长陈至立、周济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否则我不可能干下来。

　　要知道，我是1998年调入教育部的，那时候正值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很多人都离开了。别人出去的时候，我却进来了。选择我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从草根做起的，在丰台做了7年教师，之后又去《中国教育报》当了记者。1998年，有关领导通知我进入教育部时，我是报社总编室主任了。

　　青年周末：有跟您类似经历的人可能不止一个，报社总编室主任也不少，为什么选择了您？您跟时任部长的陈至立有什么渊源吗？

　　王旭明：1997年，党的十五大期间，我在《中国教育报》还算比较优秀的记者，十五大只给了报社一个名额去做上会的记者，报社选了我。那段时间是最累的，每天要写几千字的稿子。当时我采访了任教育部党组书记的陈至立同志，那时她还不是部长。我采访那样一个级别的官员，没想到我们交流的很愉快，采访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稿子出来以后我给他们审核，基本没有什么改动。这也可以看作是时任教育部领导对我的肯定。

　　青年周末：如今您离任了，新任发言人续梅被评价“中规中矩”、“小心翼翼”。您多年的尝试似乎付诸东流？

　　王旭明：我不喜欢随便的评价别人，正如我不喜欢别人随便地评价我。我喜欢一句话：新闻每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总有一些新鲜资讯令我们活跃无穷。我的意思是说，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已经显现出并且还将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于，任何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用各种手段和办法来做好，我从不认为我自己的方法是唯一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