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浙江试水冲动

　　小额贷款：浙江试水冲动

　　■观察记者 夏 燕

　　凡事都需要一个理由。

　　而今，长年累月在地下游走的浙江民资终于等到了一个理由: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广大中小企业输血。

　　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急需资金“过冬”，在央行货币从紧政策尚无大转变的情况下，活跃的浙江民间资本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见光”—政策开了一个口子，途径就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继而向村镇银行过渡。

　　“你根本不明白那种诱惑和风险交织的煎熬。”一家民间借贷公司合伙人黄德斌告诉记者，“所以你也不明白一旦看到光明的那种释放。”

　　然而，光明终究来临了—

　　5月，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江被作为首个试点省份。7月，浙江省政府正式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全省共有111家名额待批，10月前后可开展贷款业务。

　　从《意见》看，门槛似乎不算太高，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尽管仍有诸多不甚明朗的地方，但这一政策却让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出口的巨额游资着实兴奋了起来。

　　“名额有限，竞争也非常激烈。”黄德斌称，“但还是要争取一下。”目前，他已经联合其他20多家公司一起向有关部门作出了申请。

　　200万家民企告急

　　7月初，义乌“标杆”民企—金乌集团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陷入困境，董事长张政建不知所踪。而在当地，出现资金危机的企业却不止这一家。

　　“目前，有近三成义乌企业资金断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义乌某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义乌各类生产企业有1.8万家，面临倒闭的大概有5000多家。

　　事实上，不仅是义乌，浙江温州、台州等诸多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由浙江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省企业联合会等部门共同完成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全省20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据温州市经贸委对26个工业重镇23470家企业的调查，目前处于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业有1486家，占6.3%。一些企业认为，现在是“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

　　“中型民企资金链断裂，会波及上下游，尤其是下游的小企业，这种资金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一波接一波扩大。”义乌玩具行业协会李樟新会长告诉记者。

　　一边是资金紧张嗷嗷待救的中小企业，另一边是“银根紧缩”政策下不断下降的信贷供给能力，供需失衡的背后，无数中小企业不得不继续徘徊在生死边缘。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随之高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至40%，甚至8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融资成本则更为高昂。

　　“快一个月了，现在争取银行贷款太难了。”叶建明是富阳一家模具厂负责人，7月以来，由于资金紧张，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赶往银行，询问贷款审批的进展情况。

　　从5年前企业创办到现在，公司的信用记录一直不错，但叶建明越来越觉得，近年来从银行获贷的难度明显加大了许多。“平时也是想尽办法向亲戚邻里借点，几个企业朋友间互相接济。”银根抽紧，不仅他们这些中小企业，周围一些大企业也是勒紧裤袋过日子。

　　产品利润稀薄、资金压力日益紧张、融资成本高昂……许多企业纷纷被逼到墙角，无可奈何之下，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开始尝试高利贷。

　　“我们办企业的，肯定有资金吃紧的时候，而现在的考验更严峻。”富阳一家冶炼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假如做生意是不合算的，但临时周转一下也是救急之举。”

　　6月，浙江省银监局的一份调研报告公布了因资金问题而倒下的中小企业“死亡名单”，“名单”显示，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逃逸的企业案例中，多数涉及民间借贷。

　　“草根金融”风险飙升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民间借贷是司空见惯的。

　　在当地的商贸电视信息频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闲钱、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屏幕上；从事民间借贷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月利息从两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0.1元甚至0.15元……

　　义乌人张国军之前做小本买卖，两年前看到开寄售行“钱来得快”，就和朋友一起出资合伙开了一家，“我们还算小的，两个人加起来也不过千把万，规模比我们大的寄售行多得是，有的动辄就是上亿元。”

　　寄售行对面就是著名的国际商贸城，而紧挨着商贸城的寄售行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家。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义乌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担保公司共有30家，寄售行至少有200多家。

　　“到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审批时间也很长，等拿到贷款，机会已经错失了。”张国军说。

　　一位在民间借贷业浸淫了多年的当地人透露，很多做借贷的人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发展下线。以个人借贷为例，本钱就是家底和信用，钱是产品，利息差就是利润。放贷人利用家底和信誉作为资本，从上线以2到3分的月息把钱吸收进来，也就是“进货”，然后再发展下线，以6到7分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这就是他的利润。

　　在民资尤其充沛的温州地区，其民间借贷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尽管最近十几年来，“抬会”被整治，“私人钱庄”被关闭，“基金会”被取缔……民间借贷因为不合法而“命运坎坷”，但典当行、租赁公司等个人和企业之间的融资行为不仅从未间断过，反而范围越来越广，总量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据了解，目前温州民间最普及的放贷有两种：一种是“银背”，按月息3到7厘收进，再以1分5到1分8放出。另一种是自然人，不收别人的资金，只把手头的闲钱直接以月息1分或1分2放出。在温州，这类人不计其数。

　　2007年，当地流动性民间资本已超过了3000亿元，民间借贷更从前年的500余亿元的规模发展到2008年的600余亿元。

　　一项针对民间借贷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54：18：28。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曾有过民间融资行为，有15%的企业通过民间融资解决资金紧张问题。然而，随着更多“快钱”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借款人收益得以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加大。

　　一面是企业融资难，一面是民资充裕；一面是银根紧缩，一面是“草根金融”风险飙升。如何求解这个不等式？多年来，疑惑一直困扰着浙江人。

　　试水冲动

　　然而，就在管理层密集调研浙江民企的旋风之后，监管层对待民间金融的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由堵为主转为疏堵并举。

　　5月4日，国家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7月15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义乌市可增加1家试点名额。

　　在进入门槛上，与银监会、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不同，浙江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中，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得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得低于8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30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必须坚持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发放贷款，70%资金应发放给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

　　相关文件还显示，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意义在于，增加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供给。并在取得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范围，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

　　“从1985年提出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到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范民间借贷，直到有了现在的《指导意见》。”参透中央精神的温州市委某前任官员一直认为，“我觉得这是个事情，还是要坚持。”

　　好在这次等待的日子没有那么长。随后，浙江省的《实施意见》就在众人的企盼中出场了。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的温州，按规定分配到了“11＋5”个名额。

　　嗅觉灵敏的温州人很快意识到了其中的机会，许多企业都希望能参与到这场试点中。

　　温州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正在积极申报小额贷款公司，具体方式则是由担保协会协调，抱团参与。从温州市金融办和各县政府了解到的情况则显示，不仅小企业，大企业对此也非常积极，瑞安就有华峰、瑞明、赛纳等十余家知名企业申请担当主发起人，乐清更是有正泰、华仪、德力西等大企业参与竞争。正泰集团经理办人员则明确表示：“公司高层对于成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很感兴趣。”

　　“申报企业不少于1000家。”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称，不过他希望大型优质企业多参与，中小企业入股，“这也为温州270家担保公司提供了机遇。”

　　然而，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据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过30亿，全省最多200亿元。而目前浙江全省民间资本已远超万亿，仅温州就有6000亿之巨。

　　“1到3年内盈利很难，但最重要的是政策暖风，以及后面的村镇银行预期。”对此，周德文似乎看得更为长远。

　　“招安”民资

　　事实上，寻求出口的人都很清楚：文件的规定还是有着诸多不甚明朗的地方。

　　有专家认为，从现有规定细节看，即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从设立、运营到监管，更多是以标准金融机构为样板，除了规模较小等形似特征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民间金融的神似内核”，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招安”的吸引力也颇为“令人怀疑”。

　　按规定，单个自然人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非发起法人持股比例不得高于20%，这无疑满足不了浙江民间资金的胃口。

　　而根据银监会的相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法定上限(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为央行基准利率的0.9倍，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令人担心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标准和普通商业银行一样：“借款人为什么不到商业银行而要到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呢？会不会只是一些次级的银行贷款客户分流到小额贷款公司？”

　　此外，依照试点初衷，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对象为小企业和“三农”。不过以温州龙湾区为例，农户和种植、养殖户已经非常少。“如果本区空间不大，能否到其他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一位参与申请的当地人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授信标准和服务对象都还需要仔细琢磨。

　　一直关注操作事项的黄德斌则认为，在监管人的问题上文件规定不太明确。

　　“比如主管部门只简单提到‘相关部门’，究竟是金融办还是发改委，或者其他部门，我们都还没能搞清楚。”他表示。另一方面，人民银行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这一点也是令他有所保留的。

　　“拿到小额贷款牌照也会受到很多监管制约，尤其还将面临高额的税收。”黄德斌解释，贷款公司靠的是利息收入，征了营业税之后还要加上所得税，跟私人能做的避税相差很远。

　　但抱怨归抱怨，黄德斌觉得文件总会有一个从宏观到细化的过程。并且，最具诱惑力的还在于—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想做的人都梦想有一天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融进资金。”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很多热血沸腾的人参与申请都是看重了今后作为银行发展的潜在可能，对具有融资功效的村镇银行有着非常的耐心。

　　根据《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和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意即可以用于放贷的资金在资本金的150%左右。

　　作为村镇银行，一个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可以吸收公众存款，这将成倍放大股东的风险收益水平，此外吸收存款相对于拆借资金成本要低，有利于降低成本。

　　但规定表明，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也意味着，一旦村镇银行试点成功在浙江范围内全面铺开，不管民间的流动资金有多庞大，热情有多高涨，登台唱主角的仍然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然而，“放行小额贷款公司更重要的是政策指向性，民间金融才能合法地转到地上，这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坎。”也有学者表示。

　　过去30多年间，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建了这样一所银行：贷款对象全是农村贫困人口甚至乞丐；贷款不需要借款人提供任何抵押，更为人称道的是，这家银行的还款率高达98.89%，远高于世界上公认的风险控制最好的其他商业银行—格莱珉模式无疑对正规金融程序发起了挑战。

　　“做好小额信贷，不能与正规金融程序一样，就像不能穿皮鞋到稻田去一样”。也许正如尤努斯所言，在目前民间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虽然这道坎并不容易跨越，但随着放贷领域的逐步放开和规范，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融资渠道都会逐步往合法化的趋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