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最牛民间组织”出现以前，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纠纷与管理问题就屡见报端。
据了解，为规范民间组织，目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7月30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民政部法制办二处处长吴明。
汶川抗震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契机 记者：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现状如何，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作用？
吴明：中国的民间组织按现行法规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
“最牛民间组织”湖南省公关协会就是一个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属于结社性质(如行业协会、联合会、学会、研究会等)。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原则，社团一般实行会员制，可有个人会员或单位会员。会员交会费，互相服务，相互关系比较松散，并不紧密，是“人合”性质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都是以资本为纽带，属于“资合”性质。
民间组织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正越来越大。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民间组织就表现活跃，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接受捐赠到派出志愿者，再到联络协调，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可能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契机。
社会团体应是非营利性的 记者：湖南省公关协会被撤销的案件引出了社会团体的营利性问题，我国的社会团体都是非营利的吗？
吴明：是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社会团体是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社会组织。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三十三条规定，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社会团体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处罚。
记者：社会团体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那么其生存如何得到保障？
吴明：社会团体有四个经费来源，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有偿服务活动。
但社会团体的有偿服务活动不同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有偿服务可以是社会团体提供有偿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举办各种展览等等。它与营利性活动的区别就在于，是一次性的服务收费，不是社团靠经营的固定收入来源。
在湖南公关协会的案子中，公关协会将秘书处以签协议的方式承包给谢建军，每年固定有两万元的保底收入，这就是典型的营利性经营活动，是应该被处罚的。
让社团摆脱行政色彩 记者：社会团体往往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聘请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做顾问，在获得有利的资源的同时也蒙上了一层行政色彩。是这样吗？
吴明：这存在一定的历史因素，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历史毕竟很短，早期的社会团体很多是政府的事业单位，被戏称为“官办社团”。政社不分，既阻碍了社会团体的发展，也给机关带来不正之风。行政机关把自己不好办的事，就交给社团去办，甚至有的社团成了行政机关的小金库，被用来给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发放福利。
政社不分，社会团体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过大。有些社团让其消除身上的行政色彩，加强自律反而会受不了，它们巴不得让行政机关包办。甚至现在有些社团的法定代表人还是行政机关指定的，实际上这些社团就不是单纯的民间组织，而具有双重身份了。
记者：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吴明：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强社会团体的法人治理，让社团摆脱身上的行政色彩，变成单纯的法人，减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从以前的紧密联系转变为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府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行政执法观念，贯彻科学行政，把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从直接领导转变为间接指导。
记者：《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情况怎样？
吴明：《条例》颁布实施在1989年，1998年进行了修订，但远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社团发展与国际日益接轨，因此现在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组织对《条例》进行新的修订。
记者：那么，这次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哪些亮点？
吴明：据我了解，最大的亮点就是加强社团的组织管理，让社团朝着自律化、自主管理的方向发展，突出社团章程的重要性，让社团依章程开展活动。
比如，如果社团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那么应该如何来解决争端呢？方向是指导社团制定解决争议的程序，比如通过会员大会、理事会议等形式展开讨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由政府出面强制解决。
要划清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长等的权利和义务，制定内部议事的民主程序。总之，新修订的《条例》，就是要厘清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团成为自律的自主管理组织。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变化？
吴明：比如针对有些社团公信力不高，社会认知度不够的问题，新修订的《条例》在考虑增加社团对外发布信息、接受审计等规则。
还有就是社团的退出机制，现有的《条例》规定得比较笼统，很多现实问题没有考虑到，比如有些社团会员都没有了，社团该怎么申请撤销，等等。
但细节上的考虑不是表示民政部门要具体负责社团的管理，社团的发展方向还是自主管理，还是要依自己的章程办事。不是民政部在给社团定框框，而是社团给自己定框框，民政部门只是负责监督这个框框是否合法。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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