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直言“下课”：希望当更大的官

　　王旭明直言“下课”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上月，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被调至教育部属下语文出版社任社长。外界对此有一些议论认为，王旭明在任新闻发言人时，“说得太多，迟早要下课”。而且，王的此次调任，是“明升暗降”。

　　2008年7月23日、24日，在教育部办公室，在车上、路上，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再度访问。王旭明希望，这是他的“封嘴”专访；我们也期望，尽量真实还原他的所思所想。

　　“我属正常工作调动”

　　记者：你如何看待你此次任职调整？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是职业行为，随时在变化之中，随时要做好“动”的准备，总有谢幕时。刚开始我是觉得突然，但我们的人事制度就这样，不是很早给你透露。我最舍不得的是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工作，自己很爱这个工作，不能再做了。曾那样迷恋，现在渐行渐远，我已坦然接受，我更喜欢思考明天。

　　现在很多评论说我真诚、敢讲实话、有个性，这是我个人魅力吗？我真不这样认为。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率真、敢做真我的行为的肯定，当然也是对现在我们社会流行着的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厌倦和否定。

　　我常说，我们打造服务型政府，首先从改变会风做起。大家习以为常的开会方式是宣读文件，这种一字不变的宣读甚至变成新闻发布会的模式，这很可悲。我试图从这一点突破自己，做了点实践，得到人们认可，仅此而已。

　　我做了这么多年，对新闻发布工作入骨、入心地爱，即将离开，我想这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但我想用最后一点“ 余热”，为这项好制度再做一次呐喊，推进政务公开。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我不悔，也无憾。

　　记者：现在外界评价你是“明升暗降”。

　　王旭明：我不认同，升就是升、降就是降。应该说，我换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舞台，就好像由民族舞演员变成芭蕾舞演员，要学的东西很多。

　　记者：你的调任有外界传言的压力吗？有人说，王旭明说得太多，迟早“下课”。

　　王旭明：你是指领导暗示要换我吗？我个人没感到。我认为我是正常工作调动，我干了5年多，算干得长的了，进行调整，应属正常。

　　记者：目前教育部的部长们对你如何评价？

　　王旭明：我个人认为都充满了鼓励与深情。

　　记者：你认为你自恋吗？

　　王旭明：恋人先从恋己开始。不会恋己，何以恋人？

　　记者：对于离任你有哪些遗憾？

　　王旭明：最大的遗憾是，2008年我本来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策划了《问教》，现在不能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冠名了；另外，3个月前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做教育政策传播理论研究，已开题，我想这有待我的继任者完成。

　　“我希望当更大的官”

　　记者：在职业理想与官场升迁中，你矛盾过吗？

　　王旭明：我希望也追求这两者尽可能一致。我非常想当官，希望当更大的官。我很幸运，我基本一致，既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我们的领导又很器重我。我是草根啊，没什么背景，在我们家所有人里头，我是最高的行政级别，我很知足。

　　如果二者有不一致，我可能要满足职业生涯。我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我的每句话都是我个人想说的，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能不是我的思想，但是我的职业要求，新闻发言人是职业行为，我要追求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当然我还没有遇到两者“水火不容”的情况，就是“水火不容”，我觉得也应该分开职业人和本我。

　　记者：你如何理解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体制障碍？

　　王旭明：现在我国新闻发言人不是职务，我希望有一天，我国新闻发言人走职业化之路，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职务，而不是由某部办公厅主任兼任。

　　记者：现在有评价称，中国新闻发言人几乎“千人一面”，新闻发布制度常蜕变成敷衍塞责的防火墙。

　　王旭明：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一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真正普遍推广是在SARS以后，要求我们实施五六年的制度像发达国家那样成熟，不现实，要允许有个过程；第二，我国新闻发言人应注重选拔，我们现在重视培养了，但在选拔机制上还不完善，我们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大部分是官员转型，而我们绝大部分官员既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又对媒体没有特别了解，就带来了几乎无法培养的弊端，这和国外正好相反，国外几乎100%的新闻官都有媒体经历；第三，这和我们要求内敛的整体文化氛围有关，包括要求沉默是金的官场规则，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我对新闻发布制度的期望是，强力推动，保质保量。

　　记者：你曾到全国各地给官员们培训如何提高媒介素养，与官员的交流过程中，有让你诧异之处吗？

　　王旭明：最大的诧异是大家都那么喜欢我，今天我可以说了，过去我不敢说。几十场讲座下来，他们都喜欢我讲的，那么入神地听、热烈地讨论、踊跃地问，出乎我想象，我真正找到明星般的感觉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想我要再当老师，一定还能让学生喜欢。

　　“我是生动形象的王旭明”

　　记者：有人说，王旭明是用政府平台发个人声音。

　　王旭明：我不同意！恰恰相反，我是用政府的平台、用自己的话发政府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能干到5年？！如果像这些人所说，至少早3年，我就得下去了！

　　记者：有人总结，你是在包装自己。是吗？

　　王旭明：我不赞同。和国际接轨，“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是全称，与其说我包装自己，不如说我在用自己所能的一切去推进这项制度。很难设想一个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却能驾驭成熟的新闻发布制度。

　　我认为，推进新闻发布制度跟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不矛盾，由新闻发言人这个符号，人们进而认识它所代表的事物。我是生动形象的王旭明，人们认识我，进而关注我讲的东西。我老看网上评论说，一个新闻发言人把政策及时、准确传达出去就完了，王旭明“越位了”。我不赞同，我认为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全部职责除传达政策之外，还要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我是按这16字去做的，我也曾犹豫过，为此我专门和布莱尔的前新闻官坎贝尔做过探讨，他很认可我这个观点，我就更坚定地往下走。

　　面对记者提问，我是准备了多少，就说多少。完全没准备的(提问)，我也遇到过，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回去好好研究，下次回答，或你留下电话，我会告诉你。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甚至只算拙劣的主持人，比如，请张三、李四、王五讲，有问题吗？如果没有，发布会就结束……他很害怕记者提挑刺的问题。

　　有记者问菲律宾女总统阿罗约，你长得很美，但个子很矮，请谈谈你的性生活。我看我们的记者还没有挑衅到这种程度，但阿罗约微微一笑，答：谢谢对我个人的关心，我很幸福。我觉得如果答问进入这样的境界，新闻发言人就很完美了。我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我追求的。因为我是情绪型的，发火是经常的，我向我曾发过火的、曾没有满足采访要求的所有记者致歉。

　　“我尽可能做自己”

　　记者：你转换了众多职业角色，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

　　王旭明：有主动、有被动，最终是主动占主流。大学毕业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比方我从《中国教育报》到机关，我本心不愿意，以被动开始、主动作结。

　　我现在是变了，我认为应该有更多有志有为、敢于创新、不仅为当官的年轻人选择机关，为机关带来一点春的气息，机关才能“年轻”起来。如果时光倒流，一切从头开始，我会选择机关。机关这种工作节奏，中外政府部门都一样，容易使人麻木、缺少激情，所以一方面要不断自我警醒；另一方面人要流动，一辈子呆在机关，很可怕！这点国外比我们好，我换的岗位算多了，但跟美国人一生平均换30个岗位比，我还差得很远。

　　记者：在机关一呆10年，你是否担心自己某天被同化？

　　王旭明：担心。因此时时处于一种自我警醒之中，我不愿自己变得碌碌无为。

　　记者：你用心做事的动力缘自何处？

　　王旭明：性情使然。我要用心生活。

　　记者：一路走来，你最脆弱是在何时？

　　王旭明：不被人理解时。

　　记者：你年轻时想成为的人，跟现在相比有区别吗？

　　王旭明：我最喜欢当老师，其次想做记者，我确实很幸运，我最喜欢的两种职业都成全了我；我第三喜欢的是文学，我的理想是能写出一部新时期的《红楼梦》，但我不知道能否实现，努力争取吧！我还得提高多方面的修养，我感谢我的生活经历。

　　我是性情中人，我欣赏、我追求、我享受性情，真是这样。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从没有一种亏了的感觉，觉得特满足、特充实、特自我、特陶醉，就因为我尽可能做我自己。

　　我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喜欢《亮剑》里的李云龙，但李云龙太少了，应该有成千上万个像李云龙那样的人。我喜欢宁夏这个地方，节奏不是很快，人最本质的目的是活着。我现在特愿退休，但又没到年龄，还得干。

　　记者：作为公民，你自认有何应尽义务？

　　王旭明：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都应该坚守住一个公民的良知、道德、正义和真善美。这种坚守是我的一种信念，就是内心强大的力量，已在心中牢牢树立，什么升、降一两级，无可摧垮。假使降级，我当然会不舒服、会憋屈，但我不会得精神抑郁症、不会神经失常，很快会调整过来。如果按行政级别，我做了6年正处级，又做了5年多副司级，提拔为正司级，应属正常。

　　当然，有自己喜欢的天、喜欢的田、喜欢的锄，非常美！话说回来，哪那么多美的都给了你？！说穿了，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好；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我仍然——这是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