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像 |
1948年8月12日 朱自清病逝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平逝世。
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景》。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大学文学系。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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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文章说: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选》等课吧!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
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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