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词作者周耀辉 最懂“达明一派”的男人

　　专访香港著名词作者周耀辉

　　最懂“达明一派”的男人

　　近30 年来香港最重要的词作者之一周耀辉，近日从荷兰回到国内，在几大城市进行讲演，主题是音乐和文字。当年在电台向黄耀明自荐时，周耀辉觉得自己可以给他们写一些不一样的歌词，他也被黄耀明称为“最懂‘达明一派’的男人”。

　　文/ 刘牧洋　应柏璐（实习）

　　8 月1 日，上海久光百货的4 楼中庭挂满了周耀辉自选词作，音响里传出黄耀明华丽的唱腔，时光似乎回到了上世纪80 年代，“达明一派”的鼎盛时期。

当天晚上，周耀辉的“音乐与文字讲谈会”来了100 多号人，站得满满的。此前他已经在北京、广州、香港等地举行过这样的活动。

　　8 月2 日，在酒店见到周耀辉时，清瘦的他戴着黑帽，穿着再普通不过的白色T 恤，坐下来要了杯咖啡。“每天早上我要喝上3 杯黑咖啡才能醒过来。”他笑着说。

　　周耀辉说话不快，用的多是一种试探和不肯定的语气，像在和自己一问一答。尽管被人认为“达明一代”时期最重要的词人，周耀辉依然对自己充满疑惑，很多时候，他甚至会怀疑自己，继而在google 上搜索“周耀辉”3 个字，找到些称赞的文字，再重拾信心。

　　是周耀辉的创作，为“达明”的音乐注入了更多的内涵。1989 年，周耀辉在香港商业电台遇到黄耀明，生性害羞的他鼓起勇气自荐想帮“达明”写歌，后来经由他手的《天花乱坠》、《忘记他是她》、《下世纪再嬉戏》等作品，不同于时下为情说情的歌曲，更多是对社会进行质问和怀疑，这些歌都成为“达明”时代乃至香港流行乐坛的经典。

　　“我觉得周耀辉是最懂‘达明’的人，也是合作最顺利的一个词人。”黄耀明在接受《外滩画报》的访问时，盛赞周耀辉是“达明”历史上最好的词人。而聊起“达明”对他的意义，周耀辉不假思索地道出心声：“如果没有他们，我没有机会坐在这里，接受你的访问。”

　　这个“书写”了20 年香港流行文化的男人，如今更像个隐士。他长年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做他的博士论文，许久才回一次香港。去年，在黄耀明的上海演唱会上，很多人认出了默默坐在前排观看的他，争着要他签名。于是，那个在17 岁时因肥胖而在减肥过程中恢复自信的少年，再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能和那么爱他的文字的人多一些见面机会。于是，在冻鸳鸯文化和《1626》杂志的推动下，他开始了一站又一站的巡讲。

　　B= 外滩画报 Z= 周耀辉

　　作品是向社会提问

　　B：和黄耀明合作的这20 年里，你总是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性别等一些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把对社会的认知放在歌词里？

　　Z：可能跟我的成长有关吧。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因为我非常胖，长得很不好看。另外，不单是穷，我的爸爸也不在我们身边。人家常常笑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这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阶级是很霸道的，主导了很多人的想法，对于其他一些阶级是很大的压迫。所以慢慢地我就想做一些歌词，或者是我开始有这样一种性格，希望可以问一些问题。

　　B：你想向那些阶级、向社会问什么？

　　Z：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不一样？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它问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有寻找自己乐趣的可能。当时我看见很多香港的流行歌词，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情歌，都是说着很多差不多的关于爱情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太主导了，变得好像只有一种关于爱情的真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此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去接受一些挑战吧。我就去找黄耀明，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写一些歌词。

　　B：你和黄耀明在商台认识的？为什么主动想写歌给黄耀明？

　　Z：对，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我的勇气只限于主动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人。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达明一派”，因此我知道“达明一派”在音乐、在歌词上面都是很开放的，他们不会看你有没有名气，他们会愿意让你试，可以让你写的空间也很大。我觉得他可能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去找他。

　　B：对你来说，和“达明”合作的过程，是不是把你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

　　Z：这个自信是逐渐恢复的过程，在和黄耀明的合作中，我先写了一些歌词给他，自己还没有什么底气，但他觉得我可以写歌词。凭着他对我的信任，我开始信任自己了。他有时候还是像一个有很多疑惑的小孩，仿佛生命的过程不是从小孩到大人，而是在变成了大人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小孩。我觉得这是挺好的，这也可能是保持青春的一个方法吧。

　　流行乐在说生活的辛苦

　　B：你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词人，为什么突然离开香港跑到荷兰定居？很多人不理解。

　　Z：1992 年，我离开了香港。简单地说，原因是一段浪漫的故事。我从小就希望可以到外地去生活，可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当时正是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都在想是不是应该离开，我也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生活很忙，已经开始写歌词，又在做一个编辑的工作，同时还在电台做两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很辛苦，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离开一下。没想到后来却留在了荷兰，一去到现在。

　　B：这20 年来，你几进几出香港，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变化怎么看？

　　Z：大部分时候我都住在阿姆斯特丹，对香港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我们好像一定要去问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起码我跟“达明”，都会有很多很多思考，很多不一样的关于社会、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问题。后来，香港慢慢好像安定下来，这个安定并没有为当时的香港带来繁荣，因为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金融危机。接下来的一代香港人，他们所感觉的，也可能是动荡，很多人都不再问一些问题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很困难。

　　B：现在的流行音乐和20 年前，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你刚刚说到的流行文化对流行歌曲的影响，是怎么发生的？

　　Z：我现在接触的香港的年轻人，为了生活都很辛苦，不敢去做太多的梦。所以现在譬如说流行歌里头，情歌真的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情歌里，又有特别多很悲情的歌曲，像失恋啊、单恋啊，很惨的。我想大家可能就是想把生活的辛苦在这些歌曲里抒发一下。但最近几年我又看见有一点不同的情况。譬如说很多新的乐队、新的歌手出现了，他们后面没有唱片公司，只是自己在一些很小的演出场地唱歌。其中有的也出了专辑，比如My Little Airport、 At17、人山人海等，他们有空间，不太大，但又可以做他们自己的音乐。

　　B：以前，你帮黄耀明、王菲、陈奕迅等人写歌，而这几年来，你为方大同、薛凯琪等人创作了不少作品，为什么选择与新人合作？是因为有更多的空间吗？

　　Z：我从来没有选择，如果说有人找我写歌词，我觉得他是应该知道我是写怎么样的文字的人，因此我觉得他对我应该有一定的信任。所以如果是他找我，我就可以写啦。我觉得我的幸运就是我从一开始写歌词的时候，就已经给了别人一种感觉，我写的是某一样的、某一类的歌词。所以到现在，他们找我写的时候，我都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去写我觉得应该写的字。

　　B：你不需要对找你写歌的歌手有什么判断吗？

　　Z：不会，我觉得他找我，其实就是他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就会用他对我的这种信任去写我的歌词。我不会考虑这个歌手本人，比如他的形象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经历??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就写我的歌词。我到现在已经写了20 年，但还是希望自己可以透过歌词，跟很多人，特别是跟年轻人可以有一种沟通。而这些新的歌手，他们的观众层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可以给我的平台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更加会去写。

　　B：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念书，两年半前，你开始了博士课程，方向是什么？

　　Z：是研究在荷兰的华裔年轻人跟流行文化的关系。流行文化最具体的方面是关于武打片、选美还有流行音乐。我是念媒体研究的，起码从我的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受众永远不是受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利用流行文化，或者进行一些再创作，并不是一些做流行文化的人在影响一些接受流行文化的人。

　　B：你现在都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现在的生活状态对你有没有影响？

　　Z：我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在阿姆斯特丹，一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就是早睡早起。我觉得我创作的最好时间是在早上，所以一般8 点半到9 点起床，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吃早餐。一定要做的事情是喝咖啡，只有喝3 杯黑咖啡我才可以醒过来。10 点钟左右，我就开始做运动，我从17 岁开始每天早上就有做运动的习惯，因为那时我开始减肥。我曾经节食非常厉害，现在已经放松了很多。之后我就开始写歌词，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我又变成了一个学者，做我的学术研究。晚饭时，这些都停了下来，我晚上基本上不工作的，就去玩，夜生活是生活中最很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