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堕落街”的前世今生

　　长沙“堕落街”的前世今生

　　唐小兵

　　2008年7月18日，当我在长沙桃子湖商业文明街（俗称“堕落街”）的一个拐角处的小店，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新化风味的油炸鱼时，根本未曾意料两天后，即2008年的7月20日，一支大规模的强制拆迁队伍，会开着推土机进驻此地，开始对于堕落街的整治行动，此项整治据说是为了净化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周边环境，将长沙市河西桃子湖区域建设成与岳麓山、岳麓书院、湘江等相得益彰的风景区，同时也是为长沙评选全国文明城市做“美容准备”。

　　等我知道此事的时候，湖南长沙的很多网站已经热议，湖南的门户网站红网的民意调查显示，89%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或者不赞成“暴风骤雨式”的整体拆迁，而主张对其进行“和风细雨式”的局部整改，很多曾经在堕落街游荡或生活过的人，纷纷著文表达对于这条即将消逝的街道的忆念与哀悼。红网甚至发起了“记忆堕落街征文”，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这其实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商业街，它的两个出口分别处于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之内，街上错落分布着饭铺、音像店、歌厅、舞厅、桌球室、书店、网吧、录像厅、饰品店等，夹杂着一些简陋的出租屋，各式各样的招牌高低悬挂或张贴。街上最鲜活的风景是熙熙攘攘的青年学生，他们似乎有着无处安放的青春，有着精神家园破败后的怅然，有着从象牙塔的符号世界“离家出走”到现实里、感受柴米油盐的困恼与欢愉，也有着在世俗的声色犬马里暂时迷离与闪避的放纵。但这种种都无关法律与道德，仅仅关乎个体对自我与社群之关系的探寻与摸索，关乎世俗生活与学院生活之间的转换与摇摆，换言之，堕落街其实是向这些青年学子打开的一扇观察此岸世界里的滚滚红尘的窗口。

　　这是堕落街的今生。

　　堕落街的前世至少得追溯到10年之前的1998年，那年以前，在湖大、师大的结合部至少已有两条所谓的“堕落街”，一条是如今面临拆迁命运的桃子湖商业文明街（所谓的堕落二街），另一条是正对着湖南大学的东方红广场，从学生宿舍六舍、七舍等处通往湘江边的牌楼口的堕落一街。这条街其实才是当年的“主街”，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对于“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仿若从来未曾存在过一样。

　　1998年之前，作为一种“提法”的堕落街在湖大、师大充满自嘲与反讽意识的学生中间，已经口耳相传，当时也仅仅是小范围的人际传播而已。但是，1998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罗旭辉一篇头版头条整版报道《湖南大学旁边有条“堕落街”》，之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转载或摘要报道，却使得这条“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街道，迅速地借助大众传播的方式走向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堕落街”可谓一夜之间从湖南走向全国，成为一条恶名昭彰的“邪恶之街”，似乎这条街充斥着这个世界所有的灵魂肮脏与道德溃烂，而这种腐败与败落的文化与习性，所腐蚀的正是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天之骄子，这就激荡起了受众的忧心忡忡与道德批判，堕落街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变得无人问津了。高等学府的周边环境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与道德水准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

　　至今仍旧记忆弥新的是那篇报道发表后，从全国各地的家长打来的电话让湖大的学生宿舍弥漫着一股焦虑而持久的“道德劝谕”气息，以及此后关于这个记者为何在该报道之中只字不提同样分享着堕落街爱恨情仇的湖南师大的缘由的种种传闻。

　　事情最终以《中国青年报》公开道歉以及一些对于湖南大学具有“引导意义”的正面报道而结束，但关于这条街道的情感与记忆却开始疯长、蔓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教义，到这里演绎成了哪里有批判哪里就有依恋，本来仅仅承担世俗社会的消费主义功能的街道，突然镶嵌到一代代学生青春记忆的最隐秘的深处，这些在堕落街上不时闲荡的年轻人，以一种反讽与嘲弄，甚至带有一点恶作剧的方式，继续着对于堕落街的激情言说与日常体验。

　　解读一所大学精神的四个秘密通道

　　曾经在与一位同窗好友闲聊里瞎扯湖南大学的精神，我们都认为堕落街所象征的世俗文化也是构成湖大精神的一个要素，而这些年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曾经见证过我们的青春的街道的逐个消逝，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哀悼。在当时的讨论里，我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认为堕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叛逆气息等，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亚精神，这种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与意志疏离，而将自我放逐到对于精神自主性与生活独一性的追寻之中的文化精神。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宣传、传媒话语、家庭教育、社会教条等所大量再生产的是另一种恰恰相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种中产阶级式的雅皮士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高雅、舒适与精致，但往往内在地具有服从主流意识与权力意志的特性。1990年代市场社会兴起以后，80年代生长起来的波西米亚文化迅速地被边缘化，“小资”成为新的人生理想。这种对于可能生活的生动展示，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沉重压力，导致几代青年人从一进校园就似乎置身于无处可逃遁的物质生活的重压之下。

　　对于湖南大学校方来说，堕落街所隐喻的波西米亚文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充满耻辱感的历史记忆，因此急于将它从长沙河西的地图上彻底抹去，而对于曾经湖大和现在湖大的学生来说，它并非如此令人困扰，反而让人销魂。曾与一个朋友戏言，没有堕落街的湖南大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丧失其精神上的完整性。是的，湖南大学有代表儒家文化的声名远扬的岳麓书院，这所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书院，曾经由宋代理学家张栻、朱熹等主持过，在近代中国更是人才辈出，培养出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左宗棠、杨昌济等一代代名将和名士。岳麓书院的存在，表征了传统的活力与潜力，而传统才是精神的根脉，是灵感的源泉，其中的楹联、碑刻、训诫、后花园等都以实物的直观形式，展现着精神生活的可能。

　　而学校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却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其背后镌刻着依照毛主席手迹龙飞凤舞的《沁园春·长沙》，雕像面向曾经存在过的堕落街尽头的滚滚流淌的湘江，背对枫叶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气势恢宏而霸道，排他而独断，这正是20世纪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自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说风行一时以来，告别革命已经成为公共空间里的文化时尚，但如果没有对于革命历史的切实记忆与反省，没有对于人性幽暗和权力机制的洞察与安顿，弥漫暴力的革命如何可能告别？东方红广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实在的“名与物”的方式，成为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大学生无法告别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恰恰是精神自我成长的起点，如果去除掉，反而意味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往往导致的是悲剧的重来。

　　湖南大学背靠的岳麓山，以及前对的湘江，则代表着一种城市里的山清水秀的自然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南水北之间，自然可以让生活在都市文化的“现代性牢笼”里的青年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空灵与奇妙，触摸到山水的性情与慰藉，领悟到短暂与永恒、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博大与狭隘、深邃与浅薄等种种终极问题。没有对于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以及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探寻，心智注定是不会发育得丰富与成熟的。

　　因此，岳麓书院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东方红广场所勾连的革命文化，以及即将消逝的堕落街隐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亚文化，恰恰是湖南大学的四种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间的精神元素，构造着湖大人的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学生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在这四种文化空间里自由流转，往返沉潜，而伴随着年底堕落街的彻底消失，这种共生性的互补的文化体系将面临着缺失一角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可能通过另外的街道的发展来得以调节），同时也以物质形式的消逝的方式，卷走了整整几代青年学生的回忆。

　　堕落街PK象牙塔？

　　一条街道的命运为何引发如此激烈而漫长的舆论？这种舆论所表征的民意在对堕落街的处理方式中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与采纳？

　　这条街道并无漫长的历史，相对于岳麓书院的千年岁月，它年轻得有点青涩，这条街道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文化，相对于岳麓山从山脚到山顶的儒释道文化，它浅薄得有点空洞。如果必须给它找到一顶文化的桂冠的话，那就是青年社群的亚文化，一种与世俗社会的消费文化接轨，却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消费文化的时尚密码的混合型文化形态，尤为重要的是，这条街道承载着几代年轻人的私人情感与历史记忆。

　　相对于课堂里的精神成长与知识丰盈，这个如今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必须割舍的一段溃烂的盲肠的堕落街，却是这些青年人磨砺自我、感受尘世的成长空间，他们在这里学会洞察人性与人心，感受多元与混沌，经历挫折与放纵，收获失意与诗意。之所以难以割舍，是因为这条街道已经内在地构成了青春，构成了那种有点叛逆却又像撒娇、感觉虚无却又想坚守、标榜特立独行而又渴望被社群生活接纳的青年文化。

　　正如一名网友在回忆堕落街的征文里所表达的那样：“毕业以后，我依旧找机会晃荡在这条街上，回忆我们逝去的不怕天不怕地的青葱岁月。一边回想堕落街上的最后一顿散伙饭，一边看看这条留下深刻印象的老街，看它繁华如旧，看它青春长在。在我们的心中，它更多的时候，不是一条无所不能的休闲小街，我们的生活也不因这三个字而真正‘堕落’下去，它给我们更多的感受，是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生活方式的享受过程，以及给了我们无处释放的青春的宣泄借口。青春无敌，堕落街也就成了烙刻在许多河西学子心灵深处的时代印章。”

　　确实如同这位“街友”所描述的那样，毕业后的这些年，我也时常在路经长沙的时候晃荡到这条街道，晃荡到红苹果餐厅，晃荡到晚风卡拉OK厅，晃荡到堕落街上四处弥漫的人间烟火气之中。而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晃荡里，消逝的往事会历历重现，甚至会从活着的这条街道浮想联翩到已经死去多年的另外一条堕落街。每个人都有着他自己对于这段岁月的独特回忆，这种回忆虽然并不一定深刻，却形成了个人的历史与性情。世俗与神圣，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有些朋友青春无悔地在这条街道吃喝玩乐四年，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有些朋友却可以在尘埃里看到“诗意地栖居生活”的可能性，两者并无价值的高下，只要是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同样值得尊重。

　　如今的这场对于一条弱势街道的暴力围剿与净化运动，所折射的除了一座被称为中国最具有“娱乐感”的内地省会城市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所隐藏的急功近利（这种功利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的思路往往是忽略个体的情感记忆与集体的文化认同），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角力与博弈。大学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她似乎既得承载遗世独立的超越精神，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着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同时又得实现培养市场社会和国家意志所量身定做的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与它所鄙夷的经济与权力对接与交易。

　　与堕落街类似，北京大学南墙在恢复高考后几十年中的拆了又建的悲情故事，所透露的恰恰是以象牙塔自居的大学与代表世俗精神的市场社会之间的聚合分离。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困境里，对于一条街道的拆除能够发生多大的隔离世俗生活的效力，实在是令人狐疑的。

　　对于大学精神失落原因的种种探讨，我们习惯的批判路径是从世俗社会对于神圣校园的污染与腐蚀开始，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想当然地在大学与社会之间进行某种区隔，似乎大学是干净和单纯的，而社会往往是腐败和复杂的，前者是理想，而后者是现实。

　　这种思路掩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今天的大学校园，权力机制与粗鄙文化的再生产与运转，与社会甚至官场遵循着几乎同样的模式，官本位文化、行政主导、权力意志等已经在90年代以降急剧地侵蚀了本已复苏的大学自主文化与自由气息，可以说，大学所象征的精英文化自身已经感染了悲剧性的权力病毒，它所言说的那套道貌岸然的义理与心性之学，与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所展现的权力的傲慢与恶俗嘴脸，形成了充满反讽的喜剧画面。

　　因此，应该追问的不是如何通过空间上的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来保卫大学的纯洁性，而是如何从大学文化自身所存在的弊病与症结出发，通过内在的反思与批判来重建一种自由而民主的精英文化。大学在高调批判社会的堕落的同时，也许更应该低调而切实地追寻内在的德性。在堕落街的拆迁过程里，民意与官方意志显然形成了对立，而最后的结果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推土机开进了这条街道，以公共利益与集体意志的名义强行拆迁，民意又一次被轻忽，这种情形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拆毁里曾经感受过，在喧嚣一时的大学校园整体搬迁里也曾经感受过。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历史感与历史意识的校园，尽管装扮得花枝招展，仍将显得像一个暴发户一样鄙陋不堪。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尊重和珍藏在校学生和毕业的学生的情感与记忆的大学，将如何可能赢得校友对它的留念与敬意。

　　学者张闳曾在长文《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里深情追忆了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文化，在他看来，这种游荡的、边缘的、反叛的后门文化恰恰是构成大学精神的要素，而那个时代丽娃河畔孕育出的作家群体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些年，在整顿大学周边环境与校园文化的名义下，人们可以看见的是大学校园有活力的各种亚文化的衰落和多元性的丧失，校园刊物的萧条，尤其是校园BBS的高度管控更导致多样化声音的严重缺席，加上就业的不景气和尘世生活的压力，整个校园弥漫着一股顺从与游戏型的犬儒主义文化。而与此同时，国家意志和公共社会对于大学的创新能力又有着一种充满焦虑的期待，没有思想之自由，没有独立之人格，没有生活之多元，没有文化之驳杂，定于一尊的校园怎么可能催生创新的火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应该成为民主的堡垒，自由的守护神，不是在隔离社会的堡垒里唠叨民主与自由的符号，而是在介入社会的变迁里推进自由民主的文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