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奥运会看中国体育的收获和走向

　　新华网北京8月24日奥运专电（记者李丽　李鹏翔　张云龙）北京奥运会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荣登奥运金牌榜首位，打破了奥运金牌榜传统格局。此外，中国奥运健儿们在帆船等多个项目上实现突破，收获巨大。

　　竞技体育的丰收为中国体育带来的除了荣耀，还有什么？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怎样的“坐标”？在标志性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将走向何方？

　　丰收和歉收

　　尽管有家门口作战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中国体育健儿51枚金牌的成就也并非一步登天。

　　1988年一场意外的“兵败汉城”震动全国后，引发了“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出台，其中后者以发展竞技体育为主要目标。在过去十几年中，这个计划的作用以及举国体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奥运金牌数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持续第四到悉尼跃入金牌榜前三，从雅典第二再到北京的第一，一届一个台阶，增长性和延续性非常明显。

　　在奥运史上，东道主往往有超过正常水平十枚左右的金牌入账。中国金牌数从雅典的32枚到北京的51枚，涨幅虽然偏高，也并非特例。

　　从宏观而论，中国登顶打破了长期以来美俄（美苏）争雄的奥运金牌传统格局。并且，中国代表团在帆船、射箭、赛艇、拳击、蹦床项目上首获奥运金牌，在网球、击剑、曲棍球等项目上也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奥运会表明，中国在奥运项目中的夺金面扩大，夺金点增多，整体厚度和底蕴增强，体现了中国已经是一个竞技体育大国。

　　对年轻人的使用在本届奥运会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体操的邹凯、游泳的刘子歌、射击的庞伟、柔道的王娇……这些为中国代表团带来惊喜的小将，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新秀，说明中国体育后备力量充足。在选拔机制上，各运动队以成绩说话，大胆启用新人，同以往的“综合评定”有了不同和进步。

　　在此次人数庞大的中国代表团中，外籍教练共28人，来自16个国家，涉及17个大项。其中男子击剑、女子曲棍球等项目上的突破，正是在请进外教后实现的，反映了中国进一步同国际接轨，学习和利用国际先进经验的趋势。

　　遗憾的是，中国金牌虽丰，但成色不足。具有传统优势的跳水、射击、举重、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的六个项目，为中国带来了约四分之三的金牌。而在田径和游泳这两个金牌数合计达到81枚的基础大项上，中国的收获甚至不如上届雅典，仅靠刘子歌收获一金，严重歉收。

　　在最能体现职业化底蕴的足球领域，中国足球队尤其是男足败得让人心寒，让较早前提出的“男进四、女争牌”的目标成了一个尴尬的回忆。作为中国最早推行职业化改革的体育项目，中国足球十几年来的“成果”却令人忧虑，值得深刻反思。

　　巨星缺失也是本届中国军团的一个缺憾，上届还有一个刘翔，本届冠军虽多，却难寻领军人物，像博尔特和菲尔普斯这样的超级巨星更是难以想像。

　　如从奖牌总数来看，中国收获100枚，与美国相比仍有10枚的差距。而且，许多国家的奖牌是金、银、铜数量呈金字塔形排列，即铜牌最多，金牌最少，而中国的奖牌分布则成倒金字塔形排列，说明中国在有些项目上的夺金能力已经被挖掘到极限，个别项目只有单兵夺金能力。

　　金牌跃升得益于举国体制

　　中国能够在奥运金牌榜上迅速攀升，得益于举国体制，也钻了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空子”。

　　一般认为奥运项目可分为三类。一是足球、篮球和网球这样高度职业化和商业化的项目。二是田径和游泳这类基础性项目，属半业余性质，但由于受到关注而商业价值不断攀升。三是射箭、举重、跳水、乒乓球和体操这类项目，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价值都不高，选手基本上都是专业甚至业余选手。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俄罗斯抛弃了苏联那种集中全国资源的计划体制和发展模式，因此在奥运会的第三类运动项目上留下了巨大真空，中国的举国体制恰恰弥补了这个真空，这也是为何中国的金牌会集中在举重等项目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这些项目上，中国运动员都是领国家工资的“职业”选手，而他们的大部分对手在训练之外都得自谋生计，有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举国体制能集一国之人力、财力、物力，确实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竞技实力，这一模式在许多希望争夺更多奥运奖牌、金牌的国家得到了借用。1996年英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仅获一金，举国哗然，政府由此开始加大投入。伦敦申奥成功后，为实现英国队在伦敦奥运会金牌榜跻身前四的“终极目标”，英国政府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6年中，政府将投入约10亿英镑用于备战奥运。

　　英国体育总会对所有项目进行逐项评估，按照夺牌前景来分配这些资金，这和中国的“奥运争光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英国在本届奥运会跃居金牌榜第四位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中国奥运金牌数不断刷新纪录时，也得正视中国体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国人均占有体育场地低，学生体质状况呈逐年下降趋势，很多竞赛项目的后备力量不足。

　　美国体操女队华裔主教练乔良在谈到中、美两种体制的区别时说，美国从事体操运动的人有大量业余娱乐性人口，而中国则大部分都是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他用最直观的语言深刻表述了中国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脱节的问题。

　　专家指出，中国体育人才库存在结构性缺陷。最显著的表现是其人才梯队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直上直下的。比如，中国横扫天下的跳水、体操、举重等，在中国并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主要依赖专业培养体系，其后备人才之少与竞技水平之高不成比例。

　　奥运之后该如何？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是否会出现战略调整呢？不少专家认为，变化是一定的，但不是“突变”。

　　北京奥运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专家曾说：“1964年日本集举国之力举办了东京奥运会，之后随着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体育发展也进入休闲和全民体育阶段。韩国在汉城奥运会后的体育战略也有类似变化。一般来说，都会转向更重视体育的全面发展。”但他认为竞技体育仍然要花大力气抓，“中国仍需要参加国际大赛，人民群众依然希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现有体制的存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也指出，体育体制和战略调整是渐进式的。他说，《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已经提出中国体育未来发展要走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道路，“事实上，在进入2000年后已经慢慢在变化。比如国家体育总局，由原来的司局对运动项目管理过渡到项目管理中心管理。”

　　许多人将“美国模式”视为成功的典范。他们既有以联赛为依托的职业体育，如ＮＢＡ和职棒大联盟，奥运会上的梦八队正是ＮＢＡ精英；也有以学校为依托的高水平学校体育，如游泳、田径，一人勇夺八金而留名奥运史的菲尔普斯就是地道的密歇根大学学生；还有以私人俱乐部为依托的社区体育，如美国体操队名将约翰逊和柳金都是学生，从私人俱乐部练到了世界最高舞台。但“美国模式”也不是谁都可以仿造成功的，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较长时间的完善。

　　那么中国体育将走上什么道路呢？

　　有一些专家认为，可能会出现四种趋势。首先，政府管理为主过渡到社会和企业更多参与，但政府也会加强引导和协调。第二，单项协会职能得到更大发挥和加强，赋予它们更多职能和要求。第三，在高水平训练中重视科学训练和运动员文化教育。第四，随着场馆设施等条件改善，以单项体育为载体的学校、社区和俱乐部体育会得到飞速发展。

　　钟秉枢特别指出，“体教结合”有助于解决中国竞技体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他说：“高校为了在校际比赛中出成绩，显然希望引入的是高水平的现役运动员，而非退役运动员。退役运动员即使进入大学学习，由于长期跟文化课脱节，许多运动员只能"混"一张文凭，就业时也难以胜任该文凭涉及领域内的工作。”

　　他认为，“体教结合”涉及到运动员就业问题，也连带着能否吸引更多的家长送孩子练体育，因此事关重大。他说，要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落实“体教结合”，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必须和运动生涯同步完成，而不是在退役后才开始。“这样，他们才可能在退役后就具备自主择业的能力。”

　　然而，“体教结合”的口号喊了多年，落实情况并不理想。钟秉枢认为，落实的关键是从制度上确保运动员减少训练时间，增加学习时间。“道理很简单。如果按照现在运动队每天的训练量，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文化课。这个情况大多数专家和教练员都明白，但是没有人敢提。因为这是有风险的，万一训练时间减少了，比赛成绩不理想，后果谁来承担？”他认为要从制度上予以保证，像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就规定，运动队一周训练时间不得超过20小时，否则就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钟秉枢还指出：“如果不从制度上落实"少练多学"，即使以后运动队真正融入教育系统内部，高校运动队也会变成现在的体工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