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奥运经济正面效应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金融学博士程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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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关于时序结构的结论。对奥运经济效应持续区间的数据分析显示,奥运经济大多是个“七年之痒”,前四后三的时序结构之中,效应曲线总是走出一个幅度不一的倒U字,而在第四年,也就是奥运开幕前一年,由于前期投入的蓄力爆发、商业竞争的趋向白热化、设施建设的最后攻坚,奥运经济进入高潮,此时聚焦奥运经济可谓正当其时。
但对就业率、经济增长率和主办城市基本经济素质的回归分析却表明,决定奥运经济效应方向和大小的“先天因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微妙。
和奥运经济有着正相关关系的先天因素就有人口总量、初始投入、财富水平等,而与奥运经济有着负相关关系的先天因素则有工资水平、资源利用水平、不稳定事件发生率等。也就是说,对于人口越多的城市而言,奥运所能调动的人力资本就越多;财富水平越高的城市,大多产业结构越趋向立体,奥运对潜在强大消费能力的挖掘作用就越大;工资水平越高,则意味着奥运经济的运营成本就越大;资源利用水平越高,则意味着奥运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受到的潜在抑制就越大;而不稳定事件发生率越高的城市由于安全隐患的存在会给奥运辐射效应、品牌效应、聚合效应的发挥带来负面影响。
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因素在于初始投入,这是误解产生的最大温床之一,大多数人直观地认为,奥运引致的政府支出增加,会给奥运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正向乘数效应,其实这些乐观主义者无形中忽略了奥运类项目政府支出对非奥运类项目的直接替代,以及政府支出对消费支出的间接挤出。
值得欣慰的是,自从北京接过奥运会会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提出2008年奥运会要实施“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要坚持五个方针,其中之一就是贯彻节俭办奥运的方针。要节省投资,注意经济效益。这无疑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奥运的正面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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