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25日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该草案中增加条款，将严惩证券、期货交易中的“老鼠仓”行为，最高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业内人士称，本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刑法的内幕信息交易罪，到证券法，再到不久前的《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和《市场操纵认定办法》等，在内幕信息交易和市场操纵方面，我国在法理、条文上已有了完整的建制。但是，在我国股市并不久远的历史上，“消息市”几乎贯穿始终，有资料显示，约73.5％的证券机构坦承我国证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非常普遍，可内幕交易的查处，特别是刑事责任的认定，却寥寥无几。
制止犯罪应该有两个手段，第一，是加大惩罚力度；第二，则是提高破案和量刑的概率。破案率和惩罚力度这二者的函数关系告诉我们，单纯提高刑罚严厉程度，其威慑力是边际递减的。刑罚的严厉程度并不意味着刑罚的必定性，如果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罪只是徒有其表，犯罪嫌疑人受到惩罚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这个法条的效率就依然低下。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有一句名言，他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
法律的效率在于执行，而不仅在于制定。在内幕交易中，立法只是政府监管的外在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法行动的力度。特别是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只能通过法律条框定罪，很难对隐性的违法行为通过“模糊认定”的原则量刑，如何令刑法中的“内幕交易罪”发挥威慑力，更是任重而道远。要使“内幕交易罪”发挥出足够的威慑力，有人曾撰文，认为应该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建立集体诉讼制度。而在笔者看来，比这更重要的，还是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逐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从而降低内部人实施内幕交易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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