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案受害者：改嫁燃起生活的希望(图)

邱兴华血案发生地铁瓦殿如今长满了野草,一片荒凉（张涛摄）

　　邱兴华案受害者: 改嫁燃起生活的希望

　　⊙《法制周报》记者 蒋伟

　　时势台历 在2006年之前，在犯罪人赔偿难以执行、社会救助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国家司法救助成一片空白。如云南马加爵杀人案件中，法院虽然作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但由于马家很贫困，被害人家属也没有得到赔偿。“法律白条”正呼唤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尽早建立。

　　人物档案

　　邱兴华 出生于1959年1月1日，身高165cm，陕西汉阴县人，农民。

2006年7月16日凌晨，邱兴华在当地一个道观内杀害10人，震惊全国。当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死刑。

　　邱兴华，成为了一个警醒世人的法律符号，载入了中国的法治史册。

　　2006年7月16日凌晨，他在汉阴县凤凰山的一个道观内杀害了10人，震惊全国。当年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立即执行。

　　两年过去了，被害者家属中有两位已经改嫁，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现在，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独自承担起抚养儿女的重担，两个女儿上职中，小儿子念初三，生活陷入了困顿。

　　困顿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邱兴华的妻儿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人。

　　2008年8月25日晚，《法制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何冉凤时，她刚从石泉县一家餐厅打工回到住处。电话里，她听出是曾经采访过她的记者，显得十分激动。“感谢你们，过去这么久了，还来关心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2006年底到2007年间，一些社会上的好心人和媒体记者给何冉凤捐助了一万多元，让她们一家暂时渡过了难关，两个女儿初中毕业后上了县里一所职业中专。

　　时间会逐渐使人们淡忘。去年，为了让三个孩子免受外人的歧视，何冉风把家从汉阴搬到了石泉县郊区，不过，一家人的生活却陷入了困顿。

　　现在，何冉凤在石泉县一家大型餐厅打工，但每月550元的工资远远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小儿子念初三，学校虽免掉了他的学杂费，但每月还要近200元的生活费。两个女儿在职业中专的生活费，何冉凤也要按月供给。“一分钱掰作两分钱，也不够花。”实际上，何冉凤每月省吃俭用几乎把500多元的工资全部给了儿女们，庆幸的是，餐厅管她三顿饭，能为她省去一大笔开销。

　　今年上半年，大女儿由学校安排去了广州一家工厂实习，但仍要供她一些生活费。这让何冉凤很气愤，“免费给人家干活，连生活费都不给”。不过，学校称下半年每月会发几百元钱的工资。

　　二女儿因为没有去青岛实习的车费，经常在家里哭闹。因为准备回老家为退耕还林地除草，她让二女儿去餐厅顶班。

　　儿子暑假在一家酒吧打工，600元一个月。两天前，她听儿子说不想念初三了，准备到酒吧长期打工。何冉凤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儿子回了一句，“连生活费都没有了，还怎么上学？”

　　何冉凤总担心儿子在外面学坏，每天回来都会多唠叨几句。她对儿子寄予了很大希望，经常鼓励他考个高中，“我想让娃多受点教育，多掌握一点知识，能被人看得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两个女儿读的是电子专业，何冉凤最大的希望是学校能安排一个好工作，让她们能挣钱养家。

　　邱兴华的老家还有一个哥哥，家里也很穷，帮不上什么忙，何冉凤只好向自己的父亲和妹妹求助。一年时间里，她已经向家人借了4000元，“现在不好意思再去借了。”

　　中学一位姓谭的老师看到何冉凤和孩子们的生活太苦，找到一些好心人一起捐助了1000元，解了她一家的燃眉之急。何冉凤教育三个孩子要好好做人，将来回报社会。

　　困难时，何冉凤也想过改嫁。看到妈妈这么辛苦，儿女也很心疼，“认识的人很多，但没有遇到合适的，必须负责任、心肠好，要有点头脑才行，能一起把孩子拉扯大。”她说。

　　2008年4月，生活陷入困顿的何冉凤只好向后柳镇申请低保，一家四口的户口还在石泉县后柳镇一心村。何冉凤称，后柳镇负责民政工作的干部却告诉她，她不能享受这项政策。

　　“我经常教育孩子，你爸出了这种事情，你们一定要更加好好学，将来有出息，千万别走你爸的老路！”何冉凤说，她至今不明白邱兴华为什么要这样造孽？没有了他，失去了依靠，整个家都破碎了，他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改嫁

　　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在2007年11月改嫁了，对方是本镇一个32岁的单身汉。她仍然居住在汉阴县平梁镇西岭村前夫留下的老房子里，种有四亩水田。

　　2007年7月，《法制周报》报道尹行巧和9岁的儿子生活困顿和危房问题后，汉阴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拨款4000元用于尹行巧家的危房改造。后来，村里还为她家新盖了厨房和猪圈，帮助她恢复生产。

　　尹行巧和儿子熊伟堂每月30元的低保救助金也已到位。考虑到实际困难，平梁镇政府还免掉了熊伟堂上学的课本费和学杂费。

　　“现在总算有了新的依靠，地有人种了，农闲时，他还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尹行巧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另一个受害者吴大地的老婆陈洪巧，自从丈夫遇害后没有回凤凰山下的老家，仍然带着女儿在汉中租种四亩地。

　　直到2007年12月底，陈洪巧才决定改嫁。对方是邻村一个朴实的农民，43岁，身体结实，家里有四间房，但有两位老人要赡养，还有个残疾儿子。

　　陈洪巧考虑到，在汉中是租别人的地种，孤儿寡母三人没户口、没房子，女儿上学没有着落，“无论怎样，算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家！”

　　去年7月，《法制周报》报道了陈洪巧一家的困难后，汉阴县民政部门送来了1300多元的社会救助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长沙一家修理店的赵先生通过这篇报道了解到情况后，表示愿意帮助她的儿子吴兆福，免费让他来学摩托车修理，每月给予一定补助。

　　后来，吴兆福与赵先生取得了联系。但考虑到修摩托需要本钱，他只好放弃了。现在，他与老乡一起走上了去广州一家家具厂打工的路。他说，父亲不在了，自己应该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尹行巧和陈洪巧已经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法制周报》记者试图联系另外两名受害者家属韩明凤和韩传鹏，但他们的电话都处于关机或者停机状态。

　　韩明凤是罗朝兴的妻子，在那次血案中，她不仅失去了36岁的丈夫，还有12岁的儿子罗品贵。现在，她和9岁的女儿罗品英相依为命，靠父亲和朋友的照顾过着艰苦的生活。韩传鹏是受害人韩阳富的儿子，去年记者采访他时，他已背负了2万元的债务，还要照顾痴呆的母亲和傻子弟弟。现在，他靠自己打零工、种地，艰难地支撑着生活。

　　期待

　　生活还得继续。

　　历经对当地政府和司法救助的期盼与失望后，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受害人家属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们的背后，反映出国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缺失的问题。

　　人们或许还对邱兴华在审判时说的一句“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记忆犹新。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家庭因为得不到加害人赔偿而身陷绝境的情况，屡屡出现。

　　目前，青岛、武汉、上海等地对建立国家刑事受害人补偿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建立刑事受害人制度存在巨大的差距。

　　可喜的是，为促进社会和谐和司法和谐，一些贫困地区也在积极地摸索。2008年8月，陕西蓝田县检察院给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生活特别困难的被害人水某送去了2万元司法救助金，这是陕西检察机关对刑事被害人给予司法救助的首例。

　　在邱兴华杀人案诉讼过程中，起初有8名受害人家属提请民事赔偿。在法院说明邱兴华的经济状况后，5名受害人家属撤回民事诉讼。尹行巧、韩传鹏等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尹行巧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生活费、交通费、迁坟费等损失共计4。153万元，韩传鹏请求赔偿1。7万元。

　　安康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又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于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周建明院长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告人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像邱兴华这起案子被害人有10个，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计算，至少也要赔偿一百多万元。但邱兴华家庭负债累累，所有财产不过3间破屋，而且刑法第36条规定，执行要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可能把被告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用来赔偿原告人。

　　“人民法院判与不判都处于两难地带，不判，受害人家属有意见。而判赔以后，被告人的家庭没有能力，执行不了，最后成了法律白条。判了执行不了，还涉及到我们法院的一个公信力问题。”周院长有着多年基层法院的工作经历，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由民政部门、财政部门与司法部门联手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确定救助的范围和标准，解决社会矛盾。

　　“7·16”血案受害人家属仅有三个家庭的受害人子女得到了一笔社会捐助，2007年3月，西安市铁一局学校得知有3名贫困受害人的子女面临辍学，校领导发动2300多名师生募捐，共募得4020元善款，最后被分成3份，受害人熊万成9岁儿子熊伟堂，罗朝兴9岁的女儿罗品英、吴大地14岁的女儿吴兆琴各1340元。1340元相当于当地一般农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

　　随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立法进程的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尹行巧、韩传鹏们所遭遇的救助难题将迎刃而解，像他们一样因刑事案件陷入生活绝境的受害人，将沐浴司法的阳光，获得新生的希望。

　　法治刻度

　　探索刑事受害人救助制

　　一场突如其来的杀戮，让9个农村家庭突然失去了顶梁柱，使受害者家属的生活陷入困境。邱兴华案发生后，人们在痛恨邱兴华残忍行为的同时，也对邱兴华案引出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由于被执行人没有执行能力，许多刑案民事赔偿成了“法律白条”。 越来越多的“法律白条”正呼唤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尽早建立。有法学专家指出，此案最大的意义就是推动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表示，要完善诉讼终结后司法救助制度，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一些地方司法机构对此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法制周报》等媒体曾关注邱案中受害者家属的生存状态，探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