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外头都以为我呼风唤雨，总导演嘛，国家资源，随便调动。其实跟拍电影不可同日而语

张艺谋办公室 图/姜晓明

　　中国艺术家权力榜

　　张艺谋

　　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张艺谋没进过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审查，就在鸟巢里的一间会议室举行。来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长。房间不大，副部长们只能靠墙而坐，中间一溜沙发，最后一个座位留给了这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领导们轮流发言，张艺谋一一记下，一个多小时后，领导同志对他说，这么多意见，你们导演组不可能照搬，也来不及照搬，符合艺术规律的你们再整合吸收。

　　“实话实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艺术家给弄乱了，”张艺谋觉得，“每一位领导也都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也不愿让个人意见去左右一切。”

　　在40亿人面前上演的这场大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刻，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在张艺谋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这个历史当口，他是艺术家？民族英雄？还是国师？

　　“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他在办公室侃侃而谈，身后就是导演组成员立下的军令状。16天的奥运会结束了，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三楼入口处的黑板上仍然写着10个大字：奥运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但他显然已经松弛了。他问我们：“听说你们杂志知识分子看得比较多？正好帮我向知识分子说说话……”而鉴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笔糊涂账”，他选择高频使用“文化人”这个词，不论是谈论开幕式，还是电影。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时写写文章、开开研讨会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评价都还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电影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酒会，碰到一两个外国人，说一两句话，嗬，就拿这一两句出去做文章……”

　　“对开幕式的批评？我感觉文化人还没开始呢……”

　　“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

　　他已经不做“斗士”好多年了，但“文化人”却仍没接受他的转型。他于是开玩笑：有那么一个“首都文艺界”，“三五千人，其中又有三五十人，成天批判你的电影。”

　　他有时看看自己1978年时拍的照片，“那叫一个土啊……（30年间的变化）我简直就不能想。”感慨起来有点动情。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几位摄影系老师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张艺谋，这个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曾为买相机卖过血，专业好，但超龄5岁。后来因文化部长的一纸批示，张艺谋被北影破格录取，命运也随之改变。

　　“作为男人，你要有事业心，但你不能太得意、太高看自己。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这种世界观差不多是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的，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当然，28岁以后他又以亲身经历丰富了这种世界观：“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

　　对于当下的问题，他觉得应该交给未来，“我是一个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可是，未来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感到不解。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19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虽则因重写了令官方不悦的历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个转换在19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都记得学校组织观看《一个都不能少》的经历——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发表了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公开信，指责对方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并宣布撤回参赛的《一个都不能少》，此举被国内媒体解读为“爱国”。郝建则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张艺谋（长期被国内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责为“表现中国的丑陋和落后”）后，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进行了反思：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受精神压力的出口……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