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我信仰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人物周刊：您是个有使命感的人吗？

　　张艺谋：在开幕式这个事情上，有强烈的使命感。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而且我始终在退，大家说我是什么什么，我说我承担不了这个重任，我不能把那么大一个包袱搁在自己肩膀上。开幕式完了后，我还回去当我的电影导演，我拍什么完全看我个人的爱好，我拍好拍坏你们都看着瞧，骂两句夸两声都自由，但千万别认为我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文化代言人。我还想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您是无神论者吗？有信仰吗？

　　张艺谋：是（无神论者）。（沉默一会儿）我们过去信仰共产主义，现在我信仰中国未来会好。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包括你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都是这个国家30年来政策的受益者。我现在看78年我们那个照片，土的啊，整个国家都土得厉害。当然，那个时候是纯真的，但你土得厉害啊！你现在看中国，大城市年轻人，真的都在跟世界接轨。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说中华民族很多劣根性，但是我说一点，中华民族很勤劳！你给他政策，你给他一点宽松天地，他勤劳的品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问外国的专家，所有人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速度。我说，“哎呀，这个速度我们不好演！”我们真想过，在现代部分用声光电演绎一场速度，但实在不好演啊！（笑）

　　所以你看78年我们还那么土，这个国家还那么百废待兴，但只要你给了他一点天地（我认为这天地还未必很广阔），你看这30年下来，很多方面都是堪称与世界并驾齐驱。

　　吃苦耐劳绝对是这个民族的天性，从这个角度说，我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但我们千万不要内乱和战争，一内乱，很多劣根性就出来啦，用北京话叫自个儿掐。（笑）

　　人物周刊：您不认为自己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吗？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算，别人也不信啊。但从知识面来说，我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我是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基本就没有学什么，然后就进入社会的大课堂。所以我的很多知识是社会给我的。后来进了电影学院，读了四年本科，可是你知道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它教的系统文化知识并不很多，更多的是专业知识。然后毕业出来，你说我是文化人吗？我当然看书识字，可是我的文化结构就是这样子：课堂上积累的很有限，大部分是社会和创作实践得来的。我们这一代有很多这种情况，算文化人，但是社会性的。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偏学者型的吧。而我们呢？你看你现在要看我们的消息，上网得点娱乐那一块，我们是被算作娱乐界的……（笑）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自嘲。有些导演很苦恼，我就跟他说：您就别这么累了，不就是拍个电影么，你要是看你的电影消息，你得点娱乐！我们是娱乐界的人士！我们是给大伙儿提供娱乐的，你就不要苦大仇深了！（笑）

　　人物周刊：你的信仰和自我身份定位怎么影响你的创作？

　　张艺谋：从没理论性地想过。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有事业心，在你的行业要尽量做好，这是一个基本性格。但是当你在你的行业做好了，大量的名利就附着来了，然后你就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这就是个矛盾。我其实特别讨厌当公众人物，我们团队都知道我不爱会客，不善交际，不会说话，陕西人的性格。但因为你要追求事业成功（这是一种本能），而成功带来的就是这个，你躲都躲不掉。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量保持一种普通人的心态。你看我很少特得意过，很少范进中举。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是范进中举，一部片子拍得很好，大家夸奖，喝！就开始说狂话，至少在媒体集中采访的一个星期里说狂话。

　　我的这种世界观差不多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了。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28岁上大学就已经觉得是一步登天了，也没敢想过导演什么。接着“砰砰砰”跑几步，命运跟你在打对子，就成了公众人物。那也从来不高看自己，我们上的几步重要的台阶，全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恩赐。我就是时代给了我机会。

　　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权力？在这次开幕式导演过程中又有何种体会？

　　张艺谋：一个是开的会很多，开了几千个会；第二个，打交道的人多；第三个，汇报多。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各级领导，就老在汇报。我就是这些感受。其他的，我就觉得是一个更大型的创意过程，我是领头的，大家在团队内尊重我，没有特别的权力的感觉，因为说是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我还就是创作这一块，其他方面都不行。你最重要的排练，哐，说清场就把你清走了。说搜爆（搜查爆炸物），原来计划的一万多人都进不去（鸟巢），把你急死。当然，我们也很理解。

　　所以，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有时，创作上的一些细节都体现不了权力。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说我明天早上要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杯子，你知道的，当过导演的都会说牛话，把道具、美术叫来，“我告诉你，明天早上8点钟我要看见这个杯子！”你放心，如果你的美术师非常负责，你会看到8个不一样的杯子，因为他知道你可能会变，如果你真变了，不要这个要那个，他就会很得意，“导演，我知道你不要这个……”导演的权力就体现在这里。那开幕式，我说明天一定要这个杯子，你后天到现场，都看不到这个杯子——按照国家的财会和审计制度，你要的这个杯子，首先得有三个造杯子的工厂招投标，然后由计划部门确定谁来造，估计两周以后，你能看见这个杯子。拿到杯子，你还会发现：哎哟，这个杯子怎么就做成这样？这哪里能体现总导演的权力？（笑）

　　我这儿的权力就是签各种字。我这儿签的是第一道，所有的都要签。我还开玩笑，奥运会、残奥会开完了，万一审计署查出什么，没准要把我扣在这儿说清楚。（笑）签了多少字？我都没看，看都不看。因为太多了，我每天一上班，往这儿一坐，先是一大堆送来签字，因为马上就要分头送过去报告。不仅在文件上签，我还得在实物上签，字模上都要签字。

　　外头都以为呼风唤雨，总导演嘛，国家资源，随便调动。其实跟拍电影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程小东来得最晚，来了一个星期，就跟我急了，没权力！跟剧组差远了！你知道吗？他跟我在剧组的时候，是有形的老二，无形的老大。为什么？我们拍动作片啊，你不就是靠动作来卖钱吗！小东说要什么，比如说要四台吊车，马上就给他调来，说一不二。

　　我把他请到这儿来，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是空中特技总设计，名头还很响。一到这儿，发现什么都不是！吃、住、行，一视同仁！（笑）他要几件威亚衣，两根钢丝绳，千把块钱的事，要平时在剧组，还不得给他准备10根啊？不行，一个星期后都没有。他要的威亚衣北京还没卖，得上香港去买，他说，国家的事啊，还不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去？我说你一个电话打给香港的谁啊？最后结果是小东自己垫钱，从香港买，还自己想办法从海关拿过来。

　　所以应该说是和拍商业电影游戏规则不同，只能你去适应它。

　　人物周刊：但这毕竟是举国体制下的筹备，这期间你可以调动哪些领域的人力物力？

　　张艺谋：当我们的方案获得领导通过后，我可以提出我的所有设想，方案就报上去，先由我们开闭幕部运营中心报上去，报到有关单位，然后再报到奥组委，奥组委批了后，由有关单位协调。也不一定都能办成，奥组委也不是执法机构，我觉得还不如刘淇书记代表北京市委的分量重呢。

　　也要看你要的东西触及面有多大，它的重要性。我给你举个例子。点火很重要吧？我们很早就把需要的主火炬手的条件报上去了，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给我们名单。首先领导得同意你这个飞起来的方案，然后一级一级报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开了很多次会，又在他们的系统内来制定这个名单。这一点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说，我想让姚明上去。这不行，不是你说了算。最后体育总局根据我们的条件，给了我们一个文，再转到我手里。而李宁什么时候能来报到、训练，也不是我这个总导演能说了算的。所以为了不耽误，早把这几十天预估进去就行了。

　　有时候，我倒觉得另外一种情况挺能体现权力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决定取消某个节目，人家表了多少次决心，要为奥运、为民族、为国家争光，结果节目被取消了。当你跟领导汇报时，他们觉得长，那就狠心做减法，这个时候基本就是我做决定。大家都不愿意减嘛。做减法倒挺快的，今天做决定，这个团队明天就不用来了。那时候就是一片哭声，牵扯到上千人的表演，我都不敢去看。

　　人物周刊：团队决策以什么为原则？

　　张艺谋：没什么原则，就是以艺术为原则。这个团队还是很讲民主、讲艺术，有什么事儿，我都先找创意团队先谈，我们有6个到8个核心成员，然后就是扩大会议，主创主设计，差不多十几个人就可以。

　　6月份后，我常说的一句就是：没有什么救世主。不可能再去咨询什么专家了，只有进了鸟巢，和现场产生各种联系后，你才真正看到了未来的雏形。这是最要命的，“要不要”、“改不改”？很多都是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因为前面都是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斯皮尔伯格没走的话，开幕式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艺谋：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顾问都是在海阔天空阶段、务虚阶段起作用，到务实阶段，顾问的作用就不大了。我甚至发现，顾问在务虚的时候谈想法，如果不跟我们滚一滚，都打不到点子上，哪怕他是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他兴致勃勃、灵机一动说出来的想法，全都是我们的剩饭……然后就变成人跟人的客气，还频频点头。

　　人物周刊：很多网友好奇，开幕式中吉祥物为什么消失了？

　　张艺谋：是这样的，开幕式我们没打算用福娃，因为那个形状蹦蹦跳跳的，一出场容易带来一种特别快乐和通俗的PARTY的效果，跟水墨画不太搭。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在闭幕式再用，（笑）而且也没有规定开幕式必须用吉祥物。

　　福娃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我听他说设计过程也是一言难尽，也挺艰辛的。我不了解这个过程，所以我就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人物周刊：韩老师后来对媒体说，其实他创作过程中有一些长官意志的干扰。

　　张艺谋：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回避的。他那个福娃还好，我这个“8分钟”（2004年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北京8分钟表演）呢，那不就是骂成一片？后来，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在很多次重要会议、包括两会上，都拿着这个“8分钟”向领导声讨，大意就是开幕式不能让张艺谋这样搞。

　　也许，如果没有这“8分钟”引发的声讨，领导在指定总导演上会很干脆，不需要用一年多时间在全世界竞标，走一个很严谨、很慎重的程序。当然，是不是张艺谋另说。其实，是我不是我不重要，我都觉得确定的时间太晚了。

　　人物周刊：领导的意见后来对开幕式的实际影响是什么？我看到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领导意见甚至提升了节目？

　　张艺谋：比如现代部分那些搭鸟巢的星星人，服装本来是黑色的，领导看了觉得一关灯就太黑了。大概只剩两周时间，我们服装总监紧急调兵遣将，那个时候我就跟谁都不商量了，衣服来了我就做决定，改成萤光绿。结果萤光绿不够，外地调也不够，我就说，你给我拼，贴胳膊贴腿，其他地方你用其他绿色给我拼，拼出一个布料。两千多人的衣服啊！重新把每个人身上的LED灯安上，每个人身上又是1000多个点，全部做下来，十几天，紧张极了。结果一换，所有人眼前一亮：很好看啊！

　　那次是中央领导审查，几位领导不喜欢，常委级别的。常委参加过好几次研讨会，最高到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都听汇报，但没直接参加过。我们没进过中南海，都是习近平或者刘淇替我们做报告。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