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不是他，还能是谁？

　　张艺谋把自己看作时代的产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现在呢，哐唧一下子进入了商品和娱乐的时代，那我也就试着拍拍（大片）呗……”

　　颇有一点轻舟顺势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迹，让大小官员发现了以“中国式大片”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护航（譬如，两个月的暑期黄金档，不上映一部进口分账大片）——权力与资本，同样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及舆论和影评，“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所以这些东西（指批评）原则上就是看看。”

　　郝建认为：第三个转折完成的坐标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义”的形式感来吸引观众，内在价值观上是权威崇拜。没想到他到了奥运开幕式还能登峰造极、更上层楼。

　　现在，张艺谋显然更加牛气：“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因为（这是）我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

　　“娱乐工业是较少反省的，如果一个导演有这么大的名气，我们当然会期待他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期待他的作品从一个更饱满的角度来反映人性，”崔卫平说，“当然，怎么创作是他的自由，但每个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对很多人来说，开幕式上，最感动的时刻便是一袭红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国》，我问张艺谋导演：歌声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这并不意外，但一些平素的批评者或者对这种价值观并不认同的人，在那一刻居然也开始掉眼泪，这你想到了吗？

　　我其实是想问一个关于乡愁的问题，我想了解，作为开幕式这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张艺谋语）的总导演、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输出活动的总设计，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复杂的内部和复杂的情感。

　　张艺谋给了我一个技术性的答案：选择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为它脍炙人口且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选择童音重新演绎，是希望有一个人性化的表演。

　　张艺谋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国外的形象，他开了数不清的会，向国外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请教：如何才能表达善意？如何才能感动他人？如何处理和平与崛起？如何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对他来说，“说明中国”其实是个技术活儿——这一方面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为他看起来不存在情感上的纠结。

　　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国家从来就有寻找文化代理人的冲动，而张艺谋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时刻，拍出了最被欢迎的电影。张艺谋抱怨媒体和文化人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没有这幅像，当初被宣布为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为何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是他，还能是谁？

　　后奥运时代，他的下一部电影也许还有待文本分析，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将（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怀揣国家主义的金牌认可，登上了新的巅峰，身披这层外衣，那些出自他内心的特质——随和、善良、相对坦诚，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习惯被骂”的他，面对这次清一色的叫好，会不会有一种失却喧嚣的孤独？从他办公室三楼的窗户往外望，是一处被铁栅栏隔开的小区，楼下，每天准时跑操的解放军战士齐刷刷地掠过。

　　对批评，我不回应，也不认同

　　人物周刊：《歌唱祖国》的一个成功，是在于把歌曲的浓重政治情怀抽离了，而开幕式准备期间，您是如何考虑处理与时下政治话语的关系？

　　张艺谋：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开幕式要表达浪漫。但对我来说，我还想表达一种人性化。“文明”、“和谐”只是口号，如果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除了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古老语言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表演中渗透情感化的因素。它就是“和谐”，它就是“以人为本”。

　　通常在这样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中，政治和社会的含义要很大，因为它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宣传，这是一定的，谁做这个导演，也被要求传递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信息。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为国家形象服务的，是个形象工程，（笑）但是这种形象工程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我尽可能地做到人性化，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给国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因为西方对我们的误解——始终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笼罩下的国度。在我看来，这场开幕式带给全世界的这种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作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解释者。

　　张艺谋：如果说的是我以前的电影，我不太接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我不认为我是什么文化代言人或者形象代言人。

　　但当我接受开幕式这个任务，我就知道这必然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把哪个导演放在这都是如此。因为这不是个人作品，全世界也这么看。

　　人物周刊：两者还是有相关性吧。

　　张艺谋：我觉得我走的电影道路，和这些华语导演，李安啊，王家卫啊，侯孝贤啊，都是一样的。但与这个事情没有相关性，今天你把李安、吴宇森搁在这里，恐怕做出来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努力和“媒体中的张艺谋”或者说某种刻板印象保持距离。

　　张艺谋：我是在和被媒体妖魔化的张艺谋保持距离。所有的评价，大量的批评，我从来不回应，我也不认同。但媒体是有话语权的，（本来）没几个人认识张艺谋，久而久之，你就被定论了，你在公众心里就是这个画像。对于这个定论，首先我无奈，第二我也不要顺着这个定论去做（开幕式）。

　　比如我们团队跟我说，我们这场鼓，一定跟以往不一样！我就说，只要是鼓，你们就别提！（笑）这个原则是三年前，进入创意阶段时候我就定了的，我记得他们还列了好多条呢，大细节小细节，好歹我也拍了20多年电影，这个像画得很全了！（笑）所以我得感谢这个团队，都是各路诸侯，都是能人，不是能人也得是有资历才能来这儿的（笑）。而且我们团队的许多导演原来都是竞争者，他们给了我足够尊重，我坚决不同意的，一般他们也不会坚持。

　　当然这是开幕式。至于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人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人都爱听好话，铺天盖地的批评时，我也不是说笑什么的，但时间一长，我也把这个事儿看明白了——（笑）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一定要有个个儿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艺谋，他们一样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是个人创作，我从来不管，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话说回来，开幕式如果引起一片批评，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有些人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评价还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什么叫有话语权？就是他说话特“有道理”，特别特别“有道理”，你听着听着就被他影响了，他才成为话语权嘛。

　　我开玩笑说我们有两条腿。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人气的东西，世界第一是北朝鲜，我们是世界第二；另一个就是现代感的演绎方法。两条腿加在一起就是独特的。北朝鲜可以比我们更齐整，更团体操，但是陈旧；欧美强国可以在多媒体现代技术上比我们好，但他们很难得到这么多人的配合。这种1+1，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

　　创新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还要可以实施，太难了。我相信，撇嘴的人，把他搁在这儿，他根本就支持不下去——因为困难太多了。我昨天还在说，如果我再多一个月时间就好了。对一个导演来说，他是喜欢旧场馆的，旧场馆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根据你的表演需要，随便改造。可是鸟巢不行啊，什么都不能动！ 8月份的开幕式，6月中旬才让你进场，多晚啊！如果多给我一个月，“五一”一过就把场地交给我，那跟你说，绝对比现在好一大块。那天伦敦、多伦多、索契三家视察团的人问，你对我们未来要举办奥运会有什么建议？我说我就一条建议，早一点把场馆交给导演！（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