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里屯夜店歌手守望梦想 一夜成名只是童话

　　酒吧已成为中国都市夜晚的一个公共空间。20点30分，夜店歌手准时登场，从四面八方而来，为这都市守夜，守那份靠不住的成名路

　　本刊记者/陈晓舒(文) 刘震(摄影)

　　20点30分，夜色繁华，北京三里屯北街的灯照得迷离。

　　夜色每暗一分，这条街上的行人密度便高一分。各种嘈杂的音乐从一个个昏黑的小门内冲闯出来，盖住整条街的热浪。服务生们不断打望路人，指着昏黑的门：“进去坐坐，里面有位置，一会有演出。”

　　这条街第二家酒吧“男孩女孩”的音乐总监张淇，带回6个打扮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刚在簋街吃完今天的第一顿饭。

　　酒吧外火树银花，酒吧内灯光昏暗。一张张桌子上，一盏盏小小的烛灯豆豆地亮着。稀稀拉拉围了几桌客人，朦朦胧胧，互望不见对方的脸。客人们已吃过今天最后的一顿饭，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像世界末日前一样狂欢，抑或像世界末日前一样忧伤。空气里弥漫着酒精和荷尔蒙的味道。

　　6个年轻人走到酒吧最前端，女主唱闻迪一屁股坐在舞台边的休息椅上，对着小镜化妆，男主唱董一帆取出歌单，忙着核定曲目。

　　键盘手鲍鹏拿出随身携带的罗兰和雅马哈合成器，架到键盘架上，接上线，开始给音色做组。吉他手赵帅掐灭烟头，边取电吉他和效果器，边和几个哥们抱怨:“每天就这个时候最困。”贝司手黄斌放下手中的啤酒，冲赵帅说：“开了场就不困了。”

　　这是他们一天的开始。

　　三里屯梦想

　　21点整，酒吧内灯光闪烁起来。人们的脸孔时明时暗，时远时近。没有开场白，没有前奏，一帆平地起歌，高分贝音乐盖过一切嘈杂，客人们恍过神，尖叫起来。

　　乐队架势十足。男主唱董一帆小礼帽，黑T恤，带锁链的牛仔裤，双掌捂话筒，闭眼慢唱。斜后方女主唱闻迪披散头发，小吊带上衣，低腰裤，扭动着伴唱。一左一右，是贝司手黄斌和吉他手赵帅。黄斌礼帽墨镜小马甲，酷气逼人。赵帅刘海齐眉，一脸羞涩地抚弄琴弦。键盘手鲍鹏一头黄色板寸，掌控键盘，一脸沉醉。鼓手钱小伟头戴贝雷帽，手握鼓槌，猛力击敲电鼓。

　　天色尚早，台下近三百平米的酒吧，还坐不满十桌。刚进场的客人忙着招呼服务生上酒，拿色子，买扑克，丝毫不介意酒单上的酒比自家门口小卖部高上几十倍的价格。早先进场的客人已经大声劝酒，说笑。

　　台上，6个80后“潮人”已经进入状态。一曲唱毕，一帆行礼，招呼道:“掌声在哪？”稀稀拉拉的掌声和尖叫声响起，客人们举杯相视而笑。

　　“男孩女孩”酒吧老板张力，坐在吧台前观察着一切。这是他在三里屯街灯红酒绿的第11个年头。

　　1995年，第一家酒吧“咖啡咖啡”扎根三里屯南街。之后，从南街蔓延到北街，260米的长度，成为北京夜生活的代名词。

　　中国人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西方人喜欢在酒吧里交友。酒吧从西方来，到了中国就成为时尚和前卫的场所。紧依三里屯大使馆区，是酒吧街兴起的最早原动力。生意从招揽外国人做起，各家酒吧清一色的外国乡谣，是每天夜晚老外修复乡愁的最佳场所。

　　1997年，张力在这里一间不到80平米的小店面里，开始学着经营夜店。客人们需要助兴的玩具，他买来各种棋类和扑克。客人们需要抒情的声音，他不懂英语，便开始放中文流行音乐。当初时髦的《心太软》，一天来来回回播放四五十遍，把三里屯边上无数心碎的中国人吸引到酒吧里。

　　1998年，张力的小酒吧坐不下了，就搬到北街一间大的店面，开始请专业乐队演艺。起初从倒闭的唱片公司里挖人来演出。每天深夜零点前，高分贝的歌唱，把人们从工体的迪吧中吸引过来。

　　1999年至2002年，是北京三里屯酒吧街的黄金岁月。都市情调充斥这个城市的夜晚，无数型男色女向这里围拢。迄今，北京有400多家酒吧，是中国酒吧最多的城市。其他城市的人渴望来这里感受，各地的歌手们也仰慕北京这个酒吧天堂。

　　“男孩女孩”酒吧打出名气后，除了前来听歌捧场的明星，在角落里观察挖人的星探，还有无数慕名而来应聘的酒吧歌手。歌手们在意的，除了这里一晚上300元驻唱费——酒吧界的最高收入外，还称这家酒吧为“酒吧歌手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去成名的歌手有斯琴格日乐、许飞、辛欣、李天华、马郁等等。

　　斯琴格日乐原是“男孩女孩”酒吧的贝司手，默默无名，臧天朔在酒吧发现了她，带入自己的乐队。辛欣与孙楠分手，重新开始酒吧歌手生活，直到台湾音乐人许常德将其签下。

　　2006年的“超级女声”许飞与酒吧结缘更有戏剧性。她经常去听自己喜欢的女歌手唱歌，打扮得很有歌手气质，被张力注意到，问她：“敢上台唱一首吗？”从没和乐队一起唱过歌的许飞，还真“胆敢”上台，节奏不合拍，但张力喜欢上了这个干净的声音，把她留在酒吧驻唱，直到许飞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最后成为2006年的“超女”。

　　这个晚上，舞台上的6个摇滚青年有个共同的名字——“深蓝”乐队。组队不到一年，被张淇引荐进这个酒吧。对他们来说，是认可，也是机会。

　　北漂歌手的青春

　　“深蓝”乐队6个成员都是北漂族。年龄最大的是28岁，年龄最小的女主唱闻迪只有21岁。

　　舞台上，山西姑娘闻迪扭动腰肢，声线高亢圆润，一副成熟沧桑感。这个1987年出生的小姑娘，15岁就只身一人南下温州唱歌。她走到哪都对人说:“我喜欢唱歌，也喜欢自由，家里人管不住我。”这6年，闻迪走遍中国许多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闻迪就搭一个乐队一起在酒吧唱歌。很多地方待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她说，北京算是她呆的时间最长的城市。掰指头一算，加起来也不超过一年半。

　　搞运输的父母，并不希望闻迪干这份“吃青春饭”的工作，劝不动她，就经常借运输为名，跑去看她。直到现在，父母依然每星期两次跑来北京看闻迪的酒吧演出，听闻迪每晚唱的那首《外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很多时候，闻迪想念父母，一个人哭得伤心，但从来没有收拾行囊回家。她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你看我在台上一直在笑，是真的很开心。”

　　闻迪的男朋友是鼓手钱小伟。他们在通州租一间小屋，过着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生活。

　　贝司手黄斌和他们一样过着倒时差的生活。他住在北京劲松桥边上一个三室的小屋，小屋里住了7个人，有几个人的大通铺，也有上下的隔床。

　　15时，黄斌从睡梦中醒来。与其他人作息相反，他不得不一个人住那间10平米的单间——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个衣柜，一张床头柜，两把吉他，还有他最心爱的贝司。这个单间月租400元，室友是发小，帮他贴补不少，尤其是前几年收入不好时。

　　“深蓝”乐队其他五名成员都住在通州。鲍鹏说：“在通州，可以找到一大把酒吧歌手，但要在每天凌晨两点之后。”按照鲍鹏的理由，一是房租便宜，二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在通州。

　　酒吧歌手下班时间是凌晨一点半至两点。下班了，歌手们互相招呼，聚在一起吃当天的第二顿饭。酒是免不了的，兴头高时，还约去K歌，唱和酒吧完全不同的歌曲，讨厌哪首就唱哪首，甚至演绎不同的方言版本。

　　有时喝完酒就到天明。他们就一起去北京动物园赶早市淘衣服。早晨五六点，是这个批发大卖场开铺时间。店主们有个迷信，开铺第一笔生意一定得做成，一天的生意才能顺顺当当。因此，早市的衣服是最便宜也最好砍价的。歌手们自带黑色垃圾袋，一买就是一大袋，最贵的牛仔裤和鞋子也都不超过100元。

　　每天下午起床，黄斌会认真挑选当晚的演出服，不与前一夜重复。用梳子将头发弄凌乱立起来，再拿发蜡固定住。喷洒香水，带上手环、项链、耳钉等。一切收拾妥当，天黑时，背上贝司出门。

　　黄斌是广西人，1984年出生，学的是舞蹈专业，大专时认定：“去歌舞团是在浪费青春，每月几百块钱的收入，还无所事事。”为了不影响宿舍楼里的其他同学，他把自己关进厕所自学贝司，乐手梦一直追到北京。

　　刚到北京，举目无亲，黄斌找到一家驻唱的酒吧，每个星期一天活，生活拮据，住在房租便宜的潮湿地下室。即便这样，他仍愿意留下来。经常会有酒吧同行去给歌星的演唱会和专辑帮忙，每到这时，黄斌会让人带着去看这些场面。

　　他说，这些明星的成名史对他激励很大。他说，“羽泉”主唱陈羽凡告诉他，成名其实很容易。

　　靠不住的幸运

　　所有的酒吧歌手，都在用自己的年轮丈量这条成名路。张淇走了11年。

　　年已30岁的他一副“潮人”装扮，长相帅气，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四五岁。他毫不避讳：“当歌手的目标就是出名。”小时学的也是舞蹈专业，不甘心给别人伴舞，改学唱歌，就是奔着成名梦而来。

　　1996年底，初出茅庐的张淇，边学吉他边在北京白石桥边上的“民谣”酒吧驻唱。那是北京最早有歌手驻唱的酒吧之一。

　　刚开始，张淇的收入是一晚上30元，而更早在“民谣”驻唱的歌手能拿到100元。张淇死扛了5个月，老板终于给他一晚50元。

　　年轻时梦想高过一切，张淇很满足。对于一个新歌手，有上台的机会已经不易，每晚21点到24点这三个小时，是他历练自己的机会。

　　一年后，张淇的歌技大有长进，薪酬涨到一晚100元，他的固定听众也多起来。在那个以扎啤为主的酒吧年代，许多客人给他献酒，张淇一一笑纳。原本酒量不赖，酒喝多了，昏昏沉沉，唱歌更有状态，他开始适应在酒精刺激下唱歌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张淇发觉没有喝酒，唱歌完全不在状态。他开始害怕，为了自己未来的梦想，拒绝了唱歌中的献酒，也奉劝自己身边的酒吧歌手：“不要养成唱歌时喝酒的习惯。”

　　又过了一年半，已经有其他酒吧愿意接纳张淇，报酬也涨到每晚150元，属于酒吧歌手中收入较高的。张淇依然卧薪尝胆。

　　一晃在“民谣”酒吧唱了4年，张淇等待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他开始守不住了，有朋友花高薪邀请他到酒吧业发达的西安驻唱，在北京长大的张淇挣扎了很久，最终动摇了。

　　在西安的日子过得很滋润，除了每晚固定的驻唱费用外，还有大笔的小费。张淇至今记得有一晚，一个喝醉的客人走到他面前，拿出一沓钞票一张一张数给他，张淇事后一数，竟有7000元，比他一个月的驻唱费都要高。

　　不到半年，张淇又开始挣扎起来，渴望回北京成就梦想。他跑到西安八仙庵祈祷：“回到北京，有唱片公司签我。”

　　时来运转，一回到北京，张淇就被京文唱片公司签下。他觉得一切都有盼头，梦想指日可待。

　　然而，他的热情被时间一点点地浇灭。公司正忙着包装韩红，根本排不上他的号。没有曲目，在公司里，他只是一个“零”，零业绩，零发展，零收入。

　　不得已，只能继续回酒吧驻唱维持生计。唱片公司的经历使张淇认识到成名不易：“被签约了又能怎样，还得漫无天日地排队，排上队还不一定能走红。”

　　他开始等待幸运，像斯琴格日乐一样突然被发现捧红。也许，这才是成名的捷径。2007年，已经到“男孩女孩”酒吧驻唱的张淇等来了他的“幸运”。湖南台“快乐男生”的节目编导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参加比赛，并保证以他的实力能够得到分赛区的前十名。同样被邀请的还有一起在“男孩女孩”酒吧驻唱的孙晓亮。

　　结果，两人均止步“快男”西安分赛区十强。除了站在舞台上的快感外，张淇说了解到更多的是选秀的“内幕”。他回到酒吧，对张力说：“再也不会参加这种选秀节目。”他也开始不相信所谓的草根英雄。“没有钱怎么可能成名？”张淇觉得很可笑。

　　来酒吧听歌的客人，有的说要栽培他，签他做歌手，张淇只当作是醉酒的一时之言。他说：“去年之后，我不再相信会有幸运。”

　　“我们在意被尊重”

　　张淇还在等待机会。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在酒吧勤勤恳恳唱歌，多写歌，多结交关系。在酒吧，一晚唱四节，每节45分钟，一帆、闻迪、张淇各唱三首歌。第一节开唱时天色尚早，刚进场客人不多，以慢歌为主。第二、三节，客人开始多起来，接近零点，气氛越发热烈，歌手们的节奏也开始加快。

　　在“男孩女孩”酒吧，“深蓝”唱到beyond的《光辉岁月》，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客人们挥动双手，尽情歌唱。到高潮部分，一帆把话筒举向客人，全场齐声吼道：“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一帆、闻迪边蹦迪边对着客人们直竖大拇指。

　　台下疯得热烈，台上玩得开心。乐队成员们为了逗客人开心，互相开起玩笑来。鲍鹏总拿赵帅开玩笑：“过去，我们乐队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现在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有时，乐队会随兴来一段弹奏演出，尽情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

　　事实上，客人们积极配合的场面只能在环境好的演艺酒吧才有。一帆害怕看到的场面是，自己在台上卖力地唱歌，台下的人却忙着摇色子、划拳。

　　被“深蓝”成员公认脾气最好的一帆，有时也忍无可忍，停止歌唱，举着话筒微笑盯着疯狂摇色子的客人，直到他们停止了，他才继续唱歌。

　　酒吧歌手在演出时最害怕的是和客人起冲突。这会让他们面临丢饭碗的危险。黄斌无可奈何：“有人故意挑事，我们只能忍着，或者出酒吧后再解决。”

　　一次在饭馆里吃饭，黄斌背着贝司，有人冲他喊：“卖艺的，过来。”黄斌怒不可遏，举起啤酒瓶拍在那人脑门上，立即围上三人，“没打赢他们。”黄斌耸肩。

　　周六，残奥会开幕，“深蓝”乐队到后海“朝酒晚舞”酒吧演出。后海酒吧街是北京第三个兴起的酒吧街，气势不及三里屯酒吧街，但被公认为北京城夜晚最美的前后海，波光旖旎，声色浮华，还有着北京特有的古韵。

　　这一日，“朝酒晚舞”酒吧显得比往日冷清许多，一帆对赵帅发牢骚：“去叫些熟客来捧场，以前人都坐满了，今天太少了。”

　　他们需要观众。在“深蓝”乐队演出过程中，上班族郭先生与女朋友一直很专注，挥动荧光棒，给乐队歌手鲜花。郭先生说：“到演艺吧就是冲着看表演来的。打牌的客人完全可以去静吧玩，不至于这么闹，对艺人也是尊重。”

　　“朝酒晚舞”酒吧的常客老王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感受是需要我们尽量照顾到，但是客人们来消费也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不可能忙着应酬他们的感受。”

　　演出时，台上的乐队更懂得照顾相互之间的感受。闻迪唱到间歇时，会大喊:“给我们优秀的吉他手小帅一点掌声。”灯光打在赵帅身上，平时羞涩的他一脸严肃，显得格外卖力。

　　闲暇时，“深蓝”乐队也去其他酒吧看其他乐队的表演，“不管好不好，一定会给掌声，都是做这行的，我们在意被尊重。”一帆说。

　　为了理想的现实

　　2007年，黄斌和两个老乡在交道口投资办起桂林米线饭馆，这算是黄斌每月第一笔固定收入，“每月分红也有三千多元，”黄斌说。他兴致勃勃地计划开连锁店，尽管因为驻唱从没有时间去饭馆。

　　也是2007年，鲍鹏在结婚4个月之后离婚。因为妻子在一家公司上班，和公司副总好上了。鲍鹏戏谑自己：“我的钱没人多，房子也没人大，自然守不住老婆。”

　　2008年，“深蓝”乐队成员的境况比往年要好得多。组建乐队之后，除了“男孩女孩”酒吧一周四晚，每晚300元的收入，“深蓝”乐队在后海另外两家酒吧，每晚也有24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各个成员还会有自己的商演、活动。每月的收入近万元。

　　他们担心每天结款守不住钱，当天赚当天花；担心工作不稳定，没有酒吧的合同随时失业;担心乐队成员不和，突然解散。同时，他们还面临毒品、大麻、金钱等很多诱惑。

　　他们更担心的，是失去梦想。他们自己写歌编曲，寻找各种机会。一帆说：“那些唱歌一夜成名的传说，都是骗人的童话，只能靠自己平时多写歌，幕后的实力才可能成功。”

　　在济南酒吧驻唱了4年回到北京，一帆在自己的博客里感慨：“感觉自己这4年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朋友在音乐方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组了自己的乐队。也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不管是音乐方面，还是为人处世，都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再不加油就老喽！老了别让自己后悔就好啊！”

　　凌晨，演出完毕，酒吧街的音量渐渐低落下去。客人们带着喧闹的内心，和几分醉意离开，有纵情欢笑，有凭栏呕吐。

　　歌手们背着乐器疲倦地走出浮华的酒吧街，回到自己的老巢边喝酒吃饭。大家互开玩笑，讲各种冷笑话，聊夜晚在酒吧看见听见的趣事。喝高时，他们才会提及所谓的梦想和前景。

　　“平时大家心里都明白，不需要说出来。”黄斌说。他的梦想是，在一场万人演唱会上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