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见过“警务室”，可你见过“法务庭”吗？
陕西省陇县如今就在试行“一村一法官”法务庭建设。
为何要建法务庭？法务庭有何特别之处？要解决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它管用吗？
本报记者 台建林
“我就是要个说法！”
还记得那个倔倔的秋菊吗？村长踢坏了她男人的卵子，她从此走上信访之路，终究把村长送进囚车。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场景，多取自陕西省陇县。
陇州多山，陇人好讼。时至今日，人们对法院有何期盼、要求？陇县法院近来分别走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部分乡镇和有关部门，听到了一些特别的声音……
五行八作的人： 农村没有龙，屠龙之术不管用。
猪羊很多，学点杀猪宰羊的技术更实用。
一位曾打过官司的中学教师说：“中国的饭用筷子吃才觉得舒心，西方的饭要用刀叉吃才有意境，因为饮食结构、吃的内容不同，所以吃饭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法律也是相同的道理。”
一位退休法官说：“司法模式，要针对基层现实来设计，犹如屠龙之术，农村没有龙，猪羊很多，学点杀猪宰羊的技术会更实用。”
一位打了官司的当事人说：“现在打官司太麻烦，繁复的环节让当事人费时费力吃尽了苦头。"
一位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说：“群众盼望法官能够更多地把法律知识、生活经验、乡村习俗、村民秉性、纠纷性质等因素综合起来，把法律变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创新民事调解方式，注重执行和解，重视行政协调，合理运用撤诉，立足釜底抽薪。”
一位政协领导说：“现在一些人淡漠了群众观点，忽视了群众路线，好多法官不会做群众工作。客观上割断了法官与群众、法院与基层的联系，丢失了法院在民间、社会上的根据地，使法官在基层"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下乡办案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离群众越来越远，怎么能让群众满意呢？”
……
“这一字一句，如同一枚枚烧红了的针尖，扎在我的心头！”陕西省陇县人民法院院长冯华手捧意见簿，扪心自问：此事何解？
中院院长郭宝生： 陇县农民每户年均收入2480元，月收入200多元钱，光打官司这一块就支出多少？
不久前，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宝生来调研，与村民们一起算了一笔账：
老百姓到县上打官司，不说律师费，不说诉状费，光吃饭坐车，一个来回就得50块钱；
到市上跑一回，吃饭和车费每天得一百多块，还得住一晚上，又是一笔几十块钱的开支；
一个案子一审、二审、再审、申诉要经过多少程序，当事人就要跑多少路。立案、开庭、宣判、调解都要去，按正常情况算也得四五次，这就给老百姓造成了负担。
陇县农民每户年均收入2480元，月收入200多元钱，光打官司这一块就支出多少？“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通过一种形式，使法院更加深入群众。”郭宝生说，“让审判更贴近群众，才能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灭在基层。”
“我们的法官要下到农村去，而且要"一村一法官"。处理司法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恢复弥合法院、法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陇县“法务庭”就此起根发苗。
陇县法院院长冯华： 驻村法官要了解社情民意、指导基层调解、提供法律服务、负责法律宣传，最终实现息诉罢访。
6月，陇县法院在曹家湾镇8个村进行“法务庭”试点。
每个法务庭由“一名法官一名参审员一名调解员”组成，参审员由村支书担任，调解员由村主任担任。一名法官负责联系5至6个行政村。
法务庭的运作流程是：纠纷发生后，村民向参审员、调解员反映，法院委托参审员、调解员“立案”先行调解；案件处理后，要由参审员、调解员、驻村法官和当事人分别签字确认，并将案件的审理纳入法官考核体系。
冯华期待这些驻村法官担当如下角色：
了解社情民意的信息员、联系基层组织的联络员、落实司法惠民的协调员、指导基层调解的督导员、理顺情绪的“消防员”、提供法律服务的咨询员、负责法律宣传的宣传员、做好息诉罢访的防控员。
驻村法官的职责如下：
听取村组对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调查研究审判中适用法律、执行政策的疑难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和司法建议。
熟悉社情、了解民意，注意把农村的善良风俗引入审判工作。主动与群众沟通，听取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并作为法院工作的主攻方向。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开展对基层调解员的法律培训，指导个案调解，交流调解经验，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积极为基层组织和群众解答法律疑惑，提供法律帮助，引导群众理性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通过现场公开审判，制裁违法犯罪，普及法律知识，做好法律宣传，提高人的素质，维护人的权益，规范人的行为，和谐人的关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利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及时排查掌握矛盾纠纷的最新动态、情况和特点，耐心倾听群众的诉求，用热情和真情感化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于无形。
采取综合措施，下工夫解决涉诉信访案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案件发生。
及时受理群众的诉请，采用快捷、高效的即时开庭、就地开庭和巡回开庭等方式，迅速处理不需要开庭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组建基层协助执行网络，积极寻求社区、乡镇、村组基层组织和警务室民警的支持，力克“执行难”。
8月底，陇县法院得到一份长长的报告单：两个月里，试点的8个村共排查出的各类纠纷78件，已妥善解决了71件。
三里营村支书苟民生： 弟兄两个因打核桃发生纠纷，到法院告状对谁都没有好处，官司打完之后，两家人一辈子也就不说话了。但咱在屋里把这个事情调解了以后，弟兄两个关系和好了，互相还发了烟。
三里营村支书苟民生讲了这样一个打官司的故事。
村里王家有三棵核桃树。
王家长子王福科娶妻成家后，分得三棵核桃树中的一棵大树，分家另过。依农村的习惯，王福科与他的兄弟王启科二人各承担一位老人的生养死葬。
等到两位老人真正年老时，王福科的儿子已经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居住紧张，本来应该由王福科照料的王母也到了王启科家中。
2008年8月22日，王启科将三棵核桃树上的核桃采光。王福科夫妇说这些核桃也有自家的一份，兄弟俩发生口角。弟弟用笤帚抽打了嫂子，嫂子咬伤了小叔子的大腿，医伤花费各近百元。
法官说，这起纠纷中涉及了三个法律关系：一是王家兄弟和两位老人之间涉及赡养纠纷；二是王家两兄弟之间争执的核桃树权属纠纷；三是王启科和王福科妻子之间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调处时，有人说要叫老人来做主哩，你说这个核桃是让老大来采摘还是老二来采摘？”苟民生说，“当时我想，兄弟相争，做父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说公道惹人嫌，向着谁都不行。这个老汉也老了，得罪不起任何一方，于是我就建议驻村法官不能让王家父母参与。”
经过争吵、说理、言情，俩兄弟最终握手言和：医疗费双方各自承担，双方都说，七八十块钱算了，不要了，互相把事放下就对了。王家父母暂时由王启科一人照料，核桃树归王启科管护采收，待王福科另建房屋后王母由王福科接到家中侍奉，届时王启科荒坡的核桃树分出一半归王福科。
“弟兄两个因打核桃发生纠纷，农村人说，到法院告状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后甭管谁输谁赢，从此以后，两家人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说话，甚至几代人都不说话。”苟民生说，“但咱在屋里把这个事情调解了以后，弟兄两个关系和好了，互相还发了烟。”
咸宜关村支书肖宏才： 以往我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你是有理还是没理，能说下就说下，说不下下次再说。现在这个老办法行不通了。
咸宜关村五组的一个小伙骑自行车，把四组的一个女人撞死了。
村支书肖宏才跟村主任熬了三四天，这样说，那样说，但是问题还是定不下调子。
“这是去年的事，当时闹得很厉害。”肖宏才说，“如果法务庭去年就建好的话，我觉得半晚上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熬不下这么长时间。”
肖宏才觉得，法务庭建到村里，对村干部提高法律意识很有帮助。“咱原来就是说，张三、李四、王麻子把人打了，这家牛把那家牛抵了，咱把两家当事人叫来，从来就很少翻这些法律条文，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你是有理还是没理，能说下就说下，说不下下次再说。有了法务庭以后，按咱村上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调解，和我们的经验相结合，这个工作干起来就快了。”
驻村法官周兴国： 参审员、调解员成为农村土生土长的土法官。村组干部在处理矛盾、化解纠纷的过程中有了法律“靠山”。
驻村法官周兴国进村以后的最大收获是：“法务庭实际上也是法官实践、学知识的场所，是个课堂。”
按照法院设计的机制，村里发生纠纷，参审员、调解员先知道，法院委托参审员、调解员“立案”先行调解。参审员、调解员成为农村土生土长的土法官。村组干部在处理矛盾、化解纠纷的过程中有了法律“靠山”。同时，参审员、调解员也给法官提供了融入善良风俗的参考，使得二者能相互借鉴，将法律和现实更完美地结合起来。
“我们法院把陇县所有的风俗良序，包括订婚、邻里相持，都弄了几十条，把这些作为审判的依据之一。”周兴国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山区的女娃，结婚前一般向男方索要四五万元钱呢，实际上和买卖一样。但过了两三年以后，她受不了苦，又跟别人跑了。诉讼来了，咱法官咋办呢？”周兴国说，婚姻法规定禁止买卖婚姻，不能把钱给买方。但是实际上在农村你不退彩礼根本不行，不退彩礼老百姓也不答应，亲亲邻邻都有意见。法院通过调查后发现这个有问题，就定了个规定：只要是女方提出来要的钱，一年给人家退百分之几，两年退百分之几，三年退百分之几，最慢八年退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把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婚姻家庭稳固了。
王马咀村有这么个案子，一个人把他亲娘给打了，重伤害。按照规定必须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官走访后了解到，他亲娘在村里横着走，没人敢惹。
在村里开庭那天，围过来六七百人。打人这人在法庭上给他亲娘做保证，说我对你有多好，你花的医药费都认，你以后有啥农活我都帮忙给你做。最后法官判三缓四。他亲娘不依不饶，嘴硬得很，说上诉呢，大家一起喊“哦噢噢”，她就不言语了。
周兴国说：“那天的开庭，实际上是在道义上把他亲娘给审判了，在法律上把打人的人审判了，效果很好。王马咀村的书记、村长硬拉扯着法官不让走，说哎呀这人在我们村上就没有人敢惹，你们给解决了！实在不行，村里给你管一顿面该能行吧！”
驻村法官景小玲： 就算请律师也要赔时间，家里农活多，要搭烤烟，要给豆子除草，怎么都不划算。
在村里调解案件，把两家放到一块，减轻了双方的心理压力，在很多问题上也能够达到互谅互让，互相理解，矛盾激化点比在法院处理时能减少很多。这是驻村法官景小玲的感受。她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子。
三个小伙晚上11点看完戏，骑一个自行车，把一个老汉撞伤了，拉去医院抢救，但第二天人死了。
经过一整夜调解，四方终于达成了一致协议：由三个小伙子父母共同赔偿死者抢救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4.2万元。
就在当事人要在协议上签字时，一个小伙子的母亲说：“先把我娃从监狱里捞出来，我们才交钱。”
死者之子生气地说：“你娃是因为把我爸撞死了被公安局抓去的，放不放人是公安局的事情，咱在这里是处理经济赔偿哩，不是做生意！”
眼看双方就要闹翻了，景小玲不慌不忙地说：“家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小伙子年仅15周岁，骑自行车肇事是过失行为，双方又同村居住。如果家长能够积极赔偿，死者家属应该考虑向公安局申请首先放人。这在法律上叫诉辩交易，我们完全可以探索。”
9月1日，死者之子收到如约履行的2万元赔偿款后，书面申请司法机关对那个小伙子从轻处理。9月2日，在法院的协调下，县交警大队办案人员对在押的小伙子变更了强制措施。
四家当事人都觉得，如果案子要起诉到法院，要请律师，现在律师收费都比较高，要跟律师坐车上下跑，也要赔时间，家里农活多，要搭烤烟，要给豆子除草，怎么都不划算。
曹家湾镇党委书记闫涛： 要是没有法务庭的努力，这案子很可能又演变成了信访“骨头案”！
在曹家湾镇试建法务庭，镇上花了5万多元。
“法务庭是个新事物，但我看到法务庭对群众有益，为群众着想，让群众不花钱，不跑路，不误工，还能把纠纷解决到这儿，而且普法教育一直送到群众家里，送到群众心里去了。好处这么多，为啥不大力支持？”镇党委书记闫涛说。
他的这番话，来源于一件“骨头案”的解决。
6年前，陇县流渠村村民李大谋承包了村上的一片苹果园，并向小组长赵新奇交了承包款人民币88.20元，赵为其出具了收条。
不久，赵卸职。新任组长查账时未见李大谋的果园承包款，遂向李大谋索要，李即拿出赵出具的收条，坚决不再交纳。小组新班子扣押了李的种地直补款。
李多次信访。
驻村法官周兴国接手此纠纷后，详细询问了原被告，在调解时依据财务常识单刀直入地对赵新奇说：“常言说，千年文约会说话。6年前你给李大谋出具了收据，就说明你收了李的88.20元；集体账上没有这笔款，就说明你没有将这笔款交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你现在的任何辩解都说不过这张不会说话的条据。”
法官拿出了处理意见：“赵新奇退还李大谋果园承包款人民币88.20元，李大谋将此款交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立即发给赵新奇种粮直补款。”
双方均无异议，当即履行。
“要是没有法务庭的努力，这案子很可能又演变成了信访"骨头案"！”闫涛说。
记者手记 记者从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口中得知，今年10月10日前，陇县各乡镇都将在本辖区选择人口多的地方试点“法务庭”。法官不足的镇村，由村综治办协调、安排参审员、调解员及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参与法务庭工作。另外，此项工作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对未按期完成任务的乡镇，县上实行平安建设一票否决制。
宝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乌永陶也向记者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法官进村、一村一法官，把书本东西搬到实践中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新事物、一个新创举。”他认为，现在司法制度设计精确得很，但是精确了以后咋办？这就需要金钱来解决。打官司要请律师、写状子……有些群众打不起。所以说，群众打官司难，根本问题在于执法的理念与群众要求不相适应了。在反思执法为民这个问题上，陇县法院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但乌永陶同时表示，来陇县之前，他听到了这样一些说法：村上已经有了调委会，镇上有调解办，法院把这个事情揽在你手里，目前看起来好着呢，但长期下去精力根本不够。他也有同样的担心：现在法官资源很紧缺。陇县有48个法官，行政村有158个。如何分配？还有，对农村而言，开法务庭就得有房子。你来弄个房子，他来弄个房子，村上能否承担得起？你不来了，把房门一锁，人家来了想用也没办法用了，村上有多少房子给你？
乌永陶建议，能否搞一个流动的综治办，由综治办带上法官、警官、司法所人员？比方说，周一是警官来，周二是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周三是法官来，错开，张榜公布，让老百姓都能知道。如果老百姓觉得这个案子放在法院来解决，那法官这几天就住在村子，把这个事办了；如果这个案子属于公安管辖，就让警务室民警办好；如果这事属于镇上管理，就让镇上处理，让司法所来调解。乌永陶认为，在现有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到“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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