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凌晨3时许，农民工季建修醒了，把白天没空洗的一大堆脏衣服洗了，就在他晾好衣服回工棚再睡时，一头栽倒，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一个36岁的庄稼汉子就这样撒手人寰，丢下了年迈的老父、患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这一天，恰逢中秋节。（《现代快报》9月16日）
此前一天发生了什么？9月13日早上6时，季建修上班，先是拖砖块砌墙，一直干到9时。然后浇混凝土，他负责操作震动泵，夯实刚浇的混凝土，一口气干到中午12时半，歇工吃午饭。下午2时到6时半，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他继续操作震动泵。吃过晚饭后，他又加了两个小时的班，一直到晚上9时40分歇工。工友说，“这样没日没夜地干，铁打的汉子也吃不消呀。”
我注意到，媒体在报道季建修的伤逝时，使用的称谓是“民工”，而国家官方说法里，也叫“农民工”。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专门成立了“农民工司”，负责料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事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风景，不管叫什么，他们的命运遭际大体上是接近的，他们始终是难于纳入社会真实关注视野的一群。透过瓦工季建修的猝死，我再度悲哀地看到了这一群体惨淡的人生风景。
没有休息的权利。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这些原则性的条文规定，在刚性的用工单位那里，不过是摆设。单个的、分散的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抗衡的可能。常见的情形就是，对付那些试图主张个人权利的劳动者，只消包工头一声断喝：不干走人！
没有谈判的权利。我们很少看到农民工能够与用工单位平等谈判的情形，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根本缺乏坐在一起的条件。单个的讨价还价，当然不可能；而现行制度框架下，自我组织起来亦属不可行；现有的工会组织，鉴于其体制内的身份，又很难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
没有退出的权利。季建修的工友说得好，你不干有人干。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农民工其实没有退出的权利。包工头随便一招呼，便有大批壮汉洗脚上岸，夹着铺盖卷投身城市的万丈红尘。8月28日，国家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宣布，2007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26亿。如此庞大的数目固然成为经济奇迹的支撑者，却也使得农民工之间的机会争夺空前惨烈。
不可否认，权利缺失之外，中国农民工这些年来的处境也是在逐步改善的。据农业部调查，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2008年上半年达到1240元。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清理欠薪力度，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劳动条件差等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只是，很多改善落到具体的农民工头上，似乎还需要艰难的过渡，季建修就是最好的例证。权利之类的说辞，不过是一首动听的曲子。加班一小时好歹能多赚9块钱啊，奉养老母、救治病妻、供养儿女，都寄托在日日时时的9块钱上了——这大概才是渗入骨髓的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也正是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
从开始涌向城市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亿万中国农民工在各种权利缺失的条件下，以其强健的筋骨、忍耐的精神以及改善生活、改变人生的指望和理想，推动着中国城市的崛起，推动着中国制造产业的崛起，也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财富、知识的积累上，远逊于那些精英；在个体尊严的捍卫上，很难完全体现一个公民的权利；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他们的后代将继续重复他们的人生。
在承受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命韧性，其最后的底牌，不过是以自己的生命发出呐喊：救救农民工。难道，这就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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