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1992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这一切暗含了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赵明非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年5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年，青云市场一个1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公务员也不例外，摆摊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动作是机构精简，他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赵明非精简机构，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秘书孙书林评价。

　　到1992年11月17日，连孙书林也配合改革、自愿下海了。和周边县市比，绥芬河人开始习惯了“不图安稳、不靠国家”，当然，没人会想到，这2000多家公司中的绝大部分熬不过1993年。

　　王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年到1992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王学文记得，1991年他牺牲了春节，拉着家人陪苏联一位主管物质出口的厅长在国内旅游，“北京、上海都去了，还得防着他被‘特务’挖走。”所谓“特务”，是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而安插在各大宾馆附近的人，“那时候都想抢苏联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啊，抢到了不久就只跟你签合同嘛……”

　　而据绥芬河一位做了多年外贸的“倒爷”说，国内向苏联出口粮食、棉花等需要配额，而对于个人来说，买车票、边境盖章也要凭本事。曾在史志办工作过的周艾民回忆，90年代以后，“条子”在绥芬河开始卖钱了。

　　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

　　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年时，（俄方企业）履约率还有70%-80%，到92年下半年，能有50%就算不错，到93年，20%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年以后，绥芬河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说这话时，已经是2008年的8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

　　“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