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自实施以来，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这次质疑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来自法院并以司法建议的方式反馈给监管部门。然而，司法建议尽管来自司法机关，但仅仅是建议而已，它并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效力。交强险的瑕疵似乎已经不再让人意外，保监会将怎样面对来自法院的司法建议，倒是更加令人瞩目。
尽管司法建议并没有强制力作保证，但是行政机关积极回应司法建议的正面范例并不是没有先例。2006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全国牙防组”违反《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并获得了有力支持。此举被舆论普遍认为是行政机关积极回应司法建议的典范之作。
典范之作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在现实中行政权力与司法机关在司法建议方面的良性互动不多。2005年，同样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就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问题，向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发改委以及首发公司发出三份司法建议函。三单位却未见回应，似乎证明了司法建议的无力。有媒体调查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4家法院2006年发送的172份司法建议，发现反馈率不足三成；而司法建议涉及问题最多的集中在行政机关，占三成左右。也可以这么说，不少行政机关对于司法建议拒不接受，这已成为司法建议所面临的窘迫常态。
在如此尴尬的背景之下，保监会到底会不会对事关交强险缺陷的司法建议做出反应，很多人都不敢奢望。尽管早有专家建言，要通过完善立法建立对司法建议的回复制度，使司法建议具备一定的强制效力。不过，且不说这一建议尚在争论之中，即便达成了共识，也难免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强制固然是一种可靠的力量，但强制也是一种最消极的力量。行政机关对于司法建议的态度，原本不必如此忸怩和抗拒。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是宪法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权力。司法建议在这一层意义之外，还体现了司法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
交强险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制度探索，不可能一出世就完美无缺，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弥补和完善。司法机关由于独特的中立裁判地位，比一般组织和个人甚至监管机关本身更能发现其中存在的瑕疵，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及时提出高质量的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不辱使命的体现，也是监管部门避免工作失误的良机。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司法建议，则不必再去计较是否具备强制力。强制力可以作为一种震慑，却不能看成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
对交强险而言，问题的真假与改进措施仍可探讨。在这之前，对于司法建议的积极回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此，则“全国牙防组”的案例有望不成为孤证，行政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再续佳话。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