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引发争议的流转样本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完成“第一个飞跃”至今，转眼快30年过去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狂飙突进，当学术界还在争论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时，实践已早早地走在了他们的前头。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牟家村，现有耕地300多亩，没有一户农民再单打独斗地经营土地，而是把少得可怜的土地全部交给村里统一经营，搞农业旅游观光园。在这个观光园里本刊记者看到，不仅有以葡萄为主的农业风光，而且还有农展馆，展出了各种现已不再使用的各种农具，如牛车、木耙、犁、连架、稻床、手摇水车等。
与牟家村相比，江阴市新桥镇土地流转的气魄就更大。这个镇以毛纺业为主的上市公司阳光集团，从2002年开始进军农业，经营高档花卉苗木。他们以当时每亩年租金550元的价格一次性获得农民土地7089亩，其中耕地6000多亩，占全镇可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租期为50年，远远超过了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陪同记者参观的阳光集团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是步行来逛花卉园，4个钟头也转不过来。
在江苏，不仅经济发达的苏南土地流转风起云涌，在经济欠发达的苏北也是方兴未艾。沭阳县苏北花卉有限公司以每亩折合1000斤小麦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流转土地2000多亩，从事花卉生产。公司经理李生告诉本刊记者，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公司后，既可以腾出手来放手从事二、三产业，也可以回到公司从事苗木的管理工作，可以获得两份收入。
有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专家对上述两例土地流转个案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改变了粮田用途的土地流转，一旦面上铺开，后果不堪设想。”
一场争议，由此展开。
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 力主推进“第二个飞跃”的江苏省农林厅原厅长刘立仁认为，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战略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条件相对成熟。
刘立仁的理由有四。首先，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两年前，苏南地区生产总值中，一产比重就降到了2.8%左右，接近美国、日本的2%。其次，二、三产业活跃。苏南地区二产、三产比重分别达到58.7%和38.5%。苏南城市化水平达67%。第三，农村劳动力稳固转移。苏南地区乡村从业人员非农就业比重达到73%，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乡镇企业、农村三产或自主创业。第四，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建立。苏南地区城镇居民三大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都在95%以上。所有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
江苏省当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小生产加社会化服务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流转土地或者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刘立仁认为，这两种模式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创新。
短期内难有共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刘立仁的观点。有人指出，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一有风吹草动，或者生产上出现某些波动，或者农村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就会有人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疑问，进行指责。当前就有一些人把家庭承包经营与“小生产”等同起来，与规模经营对立起来，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力“已经释放完毕”，已经“制约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成为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
反对者还认为，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于传统农业，而且适应于现代农业，这是因为：
其一，农业生产具有劳动地点的分散性，劳动时间的确定性、劳动质量显现的滞后性等特点，家庭经营的效率最高。
其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并无天然的对立关系。家庭经营有小规模的土地经营，也有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并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而依然存在。日本从上世纪60年末开始对家庭经营制度进行规模改造，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仍未改变所谓农户“超小规模”经营问题，但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其三，从我国土地关系的现状看，一味地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并不能解决农业生产的内在矛盾，真正对市场起作用的不是生产规模而是经营规模，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家庭承包制度，通过发展产业化经营、合作经济组织来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对于将土地大规模流转给公司的做法，有人则用蓝田公司的深刻教训来提醒大家。蓝田股份公司落户湖北洪湖后，曾大搞“圈地运动”。伴随着公司的垮台，7000多名农民成了没有着落的下岗工，生活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平。它警示人们，无论多好的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谁也不能保证其长盛不衰，不能将农民的命运系于一家企业，使大批农户由自耕农沦为了雇工，给社会稳定埋下了祸根。
江苏省农业专家、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忠说，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净增1.56亿人，相当于近三个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除此以外还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这是世界上规模罕见的城市化运动。如此空前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关键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即农民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虽然不大，只有一亩多，但正是这一点点土地保证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中的稳定，并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人均耕地稀缺，人均不足1.5亩，即使今后70%的农民能够离土进城，农民人均也不到5亩耕地，户均仅1公顷左右，仍然谈不上土地规模经营。”俞敬忠说，“我们决不能脱离国情，为规模而规模，人为地推行土地集中，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据俞敬忠介绍，日、韩等国有关土地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农户拥有农田上限制度，并严格限制非农生产者和公司拥有耕地。日本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步放松，韩国2002年才废除这一实行了52年的制度。“应当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产前、产后领域，并投资开发非耕地资源，但要限制其大量占用耕地，把自耕农变为雇农，引起农村社会的深层变化。”俞敬忠说，“中国应走自己特色的农业规模经营路子，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之间关系的争论，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所幸的是，用一个模式号令全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关键在于，必须牢牢地把握和执行中央三令五申的一条原则：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引导土地流转和集中，防止一刀切、搞单一模式、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张庆龙)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