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

　　2008年9月27日－29日，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隆重举行，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孔子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海内外各高校及儒学研究机构的13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境外学者25位，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3篇。学者们结合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围绕着大会主题“儒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儒学的历史研究

　　对儒学发展史及其思想内涵的探析，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王钧林先生对儒家文化的定义、内容、功用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以及儒术、儒教等概念进行了界定。

　　羊涤生先生系统阐述了儒学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情况，对它在不同阶段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其命运进行了深度分析，同时展望了儒学在新时代的命运，“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

　　李玉洁先生通过论述儒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结合的曲折历程，认为儒家学说是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学说，起着积极的作用，“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

　　方浩范先生认为先秦儒学价值观主要包括：1、人生哲学体系中的生命价值观；2、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忠孝合一”价值观；3、人际关系体系中的“忠恕”价值观；4、休养体系中的“慎独”价值观；5、“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观五个方面，它们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丁为祥先生考察了孔孟对儒学道德理性反思、追寻的成果，认为，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其道德理性的发生机理与内在依据是“我固有之”；存在根源是天之所与；根本特征是“仁的有机性与智的具体性”。

　　黄震云先生对历来不受关注的孟子的法制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孟子的法治思想主要有率由旧章的遵先王之法的立法思想，以仁政立国的法治思想，仁者无敌，省刑法的厚生思想，以人为本、公平执法的法治思想，人与环境和谐、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教而诛之的法治思想等八个方面。孟子的法治思想不仅是对我国古代法制思想的贡献，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刘蔚华先生对目前还较少关注的先秦逸诗进行了考察，认为，研究先秦逸诗，“得以窥见我国诗歌的实际源头”，更重要的，先秦逸诗“透露出许多富有哲理的观念，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哲学的起源提供了原始材料”。

　　杨朝明先生从人文传统角度审视儒家的教化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就是关于社会人心教化的学说”，他对儒家教化学说的人文依据、目标、内容、方式、作用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刘海峰先生认为科举制度对于儒学唐宋以后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1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

　　孔祥林先生对文庙（俗称为孔子庙或孔庙）的社会功用阐发，认为其社会功用有三：崇德－－推崇传统思想文化；报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教化－培养爱国惠民的贤才。政府通过“孔子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敦崇德义，敦本去末，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

　　赵荣光先生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释奠礼孔庙释奠礼，认为从孔庙释典礼的文化保护与儒学文化的生存发展的两种视域对孔庙释奠礼采取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认识标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同时还提出了所谓“九佾”之礼的设想。

　　曾振宇先生从“社会天文学”视角对中国古代战争中普遍存在的“军占气”思想进行了探讨，考镜源流，剖析其观念，并进而考察了古代巫术与宗教的区别，加强对类似军占气这样的古代巫术的研究的现实意义绝不可低估。

　　赵敏俐先生认为儒学君子人格的原型及其形成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不仅仅是儒家学者的终生追求，也是我们今天继承儒学的精华，建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之一。”

　　何沛雄先生认为“中道”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说的“中道”，可用于修身、睦群、施政、使民等多方面，着重于因时制宜，在“与时偕行”的原则下，不断地求进步，故很有时代意义，“中道”不仅可教我们情智、心身的完善与平衡，推而广之，可做到群体间的和谐、社会间的和谐、国际间的和谐，甚至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戴卡琳女士探讨了早期儒家对“利”的理解与判断，认为早期儒家学者不再简单地断然拒绝“利”，但对“利”仍持反感和怀疑的态度。这样，关于“利”的矛盾说法便由此产生。这种矛盾说法与相关的争议显示出早期儒家并没有刻板到坚持一个固定的传统，相反，他们对异议进行反思并灵活地进行了回应。

　　二、关于儒学的现代阐释

　　根据时代要求，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解读、阐释，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是此次大会中心议题之一。

　　董金裕先生在先儒所论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对希圣观念和孝道精神适度加以转化诠释，以为希圣观念即是培养敬业的精神，为人人所能企及；注重孝道的精神并不局限于家庭，而可推广为仁民爱物，发挥万物一体的高尚情操。这种诠释不仅吻合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本义，且能配合时代的潮流，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继续对世界文明提供贡献。

　　涂可国先生致力于深入挖掘儒家道德本体论的丰富内容，认为其大体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伦理本体论占据其核心地位；二是古代儒家所用的“本”、“体”以及“本体”一般是指“根本”、“主体”等；三是强调体用无间、体用一源、知行合一。从内容上看，儒家道德本体论大致包括天命说、心性说和人为说三种基本观点，它们都对当代中国人道德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王中江先生从天人关系角度审视了儒家的仁爱精神，认为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基于将人从万物之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天人相分”之下的“人类”之爱；再一个是基于将人类统一到万物之中的这种“天人合一”之下的万物一体的宇宙万物之爱。而且儒家仁爱的“人类性”和“宇宙性”共生、共存。

　　颜炳罡先生考察了孔子思想中的“道”范畴，在孔子道的境界行上学中，道复杂而多义，它既是客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尺度，又是信仰目标。这就鲜明体现了孔子思想具有深厚的行上学意味及超越的精神信仰意义，具有超越族界、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俞荣根先生以现实的“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为例，说明了我国古老的“亲亲相隐”传统的式微，以及现行法律未确认亲属特免权在社会法律生活中出现的尴尬。通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立法和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亲属特免权立法，并归纳他们各自的特点，说明了从古代亲情伦理立法进展到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必然性，揭示了古老“亲亲相隐”制度对确立我国的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并由此论证了传统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张瑞甫先生对儒学中的人生和社会最优化思想及相关理念的内涵意蕴、突出表现、历史影响、当代意义都进行了探析。

　　朱汉民先生认为理学的《论语》学是一种通过诠释《论语》而建构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内圣之道学说，宋儒对《论语》学在经典阐释、本体建构、下学工夫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

　　柳河东先生提出了儒学发展五期说，不同于牟宗三、杜维明等先生讲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先生讲的儒学四期说，也有别于成中英先生讲的儒学发展五阶段说，旨在说明儒学的源远流长，旨在主张开放的大儒学观，旨在以此为基探讨儒学在当代（第五期）的转化、建构、发展及其现代价值的充分展现。

　　三、关于儒学的当代价值

　　孔子及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对当今社会意义，是本次大会的热点之一，焦点集中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课题上。

　　陈卫平先生指出了当代中国普及儒学需要注意五个问题：1、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2、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3、通俗性与深刻性；4、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5、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并对当前儒学普及作了分析，批评了某些倾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方铭先生强调儒学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向孔子学习，即了解孔子思想所建立的终极理想。大同是孔子及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仁是实现大同的必然途径，大同与仁都体现了人类自由价值观。学习孔子，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和谐，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源泉。

　　李翔海先生认为，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

　　沈素珍先生指出“和”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形成与完善，都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广大子子孙孙，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们的贡献分不开的，并以时间为顺序，对中国诸多思想家的“和”的思想作了梳理与诠释，主张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共建并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和”的民族精神。

　　吴光先生认为，儒家倡导“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天和”为特色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心和”为境界的和平和谐观，这三者在中国社会共存，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根本特点。中华和谐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积极历史作用。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实和谐文化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

　　吴星杰先生认为，孟子的王道政治与社会和谐思想极其丰富，主要包括：“存心养性”的身心和谐；“亲亲敬长”的家庭和谐；“仁者爱人”的人际和谐；“手足腹心”的君臣和谐；“保民而王”的官民和谐；“仁民爱物”的生态和谐。我们应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发掘其思想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修建军先生认为，儒家贵德重礼所追求是群体的和谐；强调“修己”、“修身”追求是是人格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仇必和而解”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谐，等等。所以修建军先生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的意义上将“和”与“同”区分开来，这也是儒家之“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杨庆存先生认为，“和”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统领，“仁”、“礼”与“中庸”是实践“和”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人文基础，对当今世界人类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李纪祥先生在文中论及了儒学中的“师道”及其普世意义。笔者以“人的生命有其生前与死后”为前提，分析了儒家人伦与教化的普世意义，指出“人伦”作为启迪“人”返归到“人之为人”的生命自身，“教化”作为文化体中的明道者，两者相结合使“人”作为一种生命体以血缘性来跨越此种“生前与死后”的有限与无限。

　　四、关于儒学的世界传播

　　儒学的普世价值以及儒学在和谐世界建设中的位置，也是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是对前一问题的引伸和扩展。

　　陈炎先生将儒学放到世界文化谱系中进行考察，与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相比，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河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

　　朱仁夫先生考察了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儒学进入美国社会，首先是通过传教士传播的，然后文化精英跟进，直到出现专业的“汉学家”。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史，体现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了解、交流、融合的逐步深化。

　　景海峰先生认为对儒学的当代思考，离不开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大环境，对话、双嬴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普遍选择。当代儒学必须正视这个背景、融入到这一大的世界潮流当中，打破封闭，切忌自说自话，只有在充分地和各种文明对话、交流、融会之后，才能够真正谋求新的发展。蒋国保先生认为杜维明在关于如何复兴儒学的思想上经历了由“儒学创新”到“文明对话”的认识转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儒学创新”说强调只有藉“见证人”（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实现民众的儒学认同，而“文明对话”说则强调只有通过与世界其它文明健康地对话，儒学才能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为全球未来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陈启生先生论述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实现恢复与生存。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距连结”的全球化冲击下如何自处、发展的前景较为悲观，“理智上明知困难重重，主观愿望，还是希望中国能以自己的传统文化站立在这个世界里，能让"华语"载着"中华文化"延续下去，和西方、和古代对话。”并为此提出了三个应对方式：恢复、转化、普及。

　　李瑞智先生认为随着广为宣传的世界新秩序面临着愈来愈多的经济紧张现象，建立一个以半个世纪以来改变东亚状况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和谐的全球社会的呼声亦越来越高。儒学世界观已开始在全球市场运作上施加实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需特别注意的是东亚历史的重点和经验，还有管理上的卓越成就，教育上的特色，精神上的实用，意识上的规训，变革管理上的意识，科学上的有机敏感性，竞争方面的知识，征服方面的服务，食疗和福利。”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