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后续效应恐将在国际市场上延续数年之久,迫使中国和其亚洲邻国放弃出口导向的经济成长模型。
华府推出7,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救市计划,将重新形塑美国金融业的风貌,可能会出现一至两个世代的转变,其演变方向尚不明朗,但对全球其他地区所带来的后续效应将相当深远。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此波金融动荡将带来出口转弱这一无可避免的结果。
美国在历经多年的透支之后,将得要重新累积储蓄,因此消费将会减少;中国、台湾、香港及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力道已然转弱。
填补需求空缺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认为这对中国而言是一警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表示。
罗奇预期,美国平均经济成长率将从过去13年的3.2%,降至未来2-3年的不到2%。消费成长幅度可能降至约2%,不到原来的一半,此乃受债务负担的影响。
随着景气寒风吹向欧洲及日本,罗奇预期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大受冲击,进而使其目前约10%的经济成长率降至约8%,从2007年的成长11.9%进一步下滑。
“突显出出口产业畅旺且非常庞大、但面对外部冲击却没有活络的内需时,济成长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周末在天津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
振兴景气政策纷纷出笼
区域间各国央行已经做出回应,包括台湾、中国、澳洲及纽西兰等地均已调降利率。
宽松银根实为一良方,特别是在通膨风险消退之际。许多国家也提出财政刺激政策。
但要刺激内需也需要借助于长期改革,而这些长期改革有时会动摇经济的根本,例如日本得要放宽外国投资限制、马来西亚得要减少对国内受优待集团的保护、而菲律宾及香港则是得要让强势企业面临更多竞争。
就算时机最佳,在政治层面上这些都是困难重重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家希望政府在时局顺畅的时候推动改革。
然而这些国家往往逃避这些挑战,自满于压低汇率以仰赖出口需求的政策。
香港高盛研究中国的分析师梁红和宋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货币的汇价遭到低估,等同于折损内需,这显然无助于让全球经济重新恢复平衡。
这样的事证在中国尤其明显;去年中国家庭消费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3%,为一主要国家在承平时代前所未见的低点。
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滑坡之时,没有足够的内需来撑住经济。梁红和宋宇在报告中写道:“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的真正代价如今变得更明显。”
不要逃避改革
那麽,到底该如何做呢?
对中国来说,就是要诱导消费者少储蓄、多消费。而要使民众有信心增加消费,中国政府就必须在医保、教育和退休保障方面下更大力气。不过,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架构、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支配,是需要时间的。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我担心的是,其实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促进国内消费,其中包括财政方面,但这其中没有一件是能很快开始的。”
“历史证明,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而且总是艰难的,”佩蒂斯说,“很难预见可以做什么来促成下一年的转变。”
对亚洲地区来说,要想内需更加强劲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更有效的财政体系。很长时间以来,亚洲国家实际上是将管理超额储蓄的工作交给了华尔街。
如果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现在开始萎缩、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那么最终该地区将必须进一步深化债券市场,促进金融创新,以便投资能获取丰厚回报。
不过复杂的新式债券工具目前是“名誉扫地”,这使得金融自由化之路充满坎坷。
世界银行的金融业分析师斯华德(James Seward)说,如今亚洲监管者在批准任何新型证券化工具时都会极其谨慎。“没有人会提倡次优类型证券进入市场,但让人担心的是所有新型或崭露头角的产品都将被封杀。”
佩蒂斯称,因为是次金融危机就得出欧美金融模式风险过高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亚洲国家需谨记,10年前,在银行占据体系主导地位的日本,就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他说,“我想应该汲取的正确教训是,任何模式的金融系统只要经历了长时间的货币过快增长,就会变得益发地拉伸过度、益发地脆弱。”(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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