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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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金融作为最活跃的经济要素，走向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增强了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共识。

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近年来以区域一体化为方向的合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过来又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加强金融合作的催化剂。迄今为止，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的积极参与及其贡献亦是世人共瞩。

　　展望未来，亚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宏伟蓝图是否已经绘就？为规避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再次发生，该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以“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为主题的“2008上海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权威学者，就相关话题畅所欲言，坦诚交流，为亚洲的未来发展谋求共识

　　危机促区域金融合作

　　1997年7月2日，泰铢遭到了投机资本的狙击，泰国政府很快就放弃了暂时且代价高昂的抵抗，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由此开端。危机很快蔓延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稍后又蔓延到了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瞬间肆虐大半个亚洲……

　　在亚洲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后果是严重的：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银行危机，信贷市场崩溃，经济严重衰退。创伤至今仍旧残留———受影响的部分国家或地区贫困率居高不下，并且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增长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十余年过去了，但这场可怕的金融危机依然使人思之不寒而栗。但毕竟，如果受影响的经济体能够有更加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风险监控体系，本可以阻止危机；如果国际金融界能够采取更具影响力和更适当的行动，本可以减少其损害；如果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区域型融资组织，那么，它或将能提供更及时、更适合的支持。亚洲金融危机凸现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部分亚洲经济体（包括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都将其视作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在国内，他们调整和健全了金融体系；在区域内，他们建立了合作和紧急融资机制，提出了新的区域型倡议，随即便收获了如“清迈倡议”（CMI）等实质性的成果。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Jong-WhaLee在本次论坛上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的决策者马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很需要在全局进行合作。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集体的方式应对这样的危机，毫无疑问可以使整个区域的格局更加稳定，而且能使经济增长维持它的发展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的金融体系虽然仍旧维持着银行主导和高度管制的局面，但亚洲金融体系一体化的进程，还是在政策对话机制建设、流动性管理机制、汇率和货币合作、整合金融市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亚洲金融合作方面的进步，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副处长潘文星在论坛演讲中指出，首先，政策对话机制建设进展明显。“东盟10+3”（东盟10国，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3”指中、日、韩三国）机制下，相继建立了贸易、经济、财政部长级和工作层的会议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着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尤其在财政部长级合作框架中，各国进行了经济合作审议和政策对话流程建设。这个流程非常有益，能够帮助各国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能力建设，加强货币监测和监管的行动；第二，流动性支持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主要是“清迈倡议”的达成。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的决策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如果没有短期的流动性支持，国家将很容易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因此，在“清迈倡议”之下，亚洲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双边协议网络，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可以要求短期的财政支持。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接着潘文星的话题指出，汇率和货币的合作是亚洲金融一体化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果。“1997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爆发，当时中国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此举让东亚各国非常的感谢。”刘遵义表示，此后在清迈达成的协定，就是为了避免下一次货币危机的发生。十余年来，亚洲区域内的金融互相依赖程度上升。如果没有汇率的合作，任何国家都没有积极性进行汇率的单边调整，因此，区域内部就必须要有协调的行动。比如东亚各个经济体的货币，如果能够一起升值，而且同时以相近幅度升值的话，就不太可能有经济体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就整合金融市场方面取得的进步，潘文星在演讲时表示，建立一个整合的金融市场的建议正在被付诸实施。如2004年提出的亚洲债券市场计划（ABMI）和亚洲债券基金（ABF），已经取得了切实的进步；本地货币债券市场正在进一步获得推动。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交易量，在过去几年里翻了一番。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参与方案，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外国机构也参与其中。此外，东盟的次区域合作为进一步深入合作提供了典范：东盟提供了长期路线图方案，以发展资本市场和实现资本账户及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如其发展资本市场的工作包括信息共享、协调发展、贸易、清算与结算，甚至包括发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诚然，亚洲区域合作和金融一体化的政策议题过于广泛和复杂，而且亚洲经济规模庞大、利益分化，所以，很难由单一机构处理。一个灵活的、多轨的、多重速度的框架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最佳途径。它将强调逐步加强合作———首先进入有限的领域，随后再深化和扩大合作范围。

　　重要的是，一个灵活的框架会使区域一体化的新加入者，能够量力而行地参与区域合作。那些还没有完全融入亚洲经济的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吸收亚洲经济发展的经验，往往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加入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会大幅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就业和产出水平。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陈秀瑜在本次论坛上指出，“市场力量使得亚洲经济一体化进一步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区域一体化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10+3’和‘东盟10+6’（在“东盟10+3”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就是两种自由贸易的形式。”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预防类似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显而易见的是，通过区域一级的努力，将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自1990年起，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东盟国家也希望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增强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此加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从而在经济上，东盟能够以一个声音说话，政治上也能有同样的立场。因此，东盟国家亦有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但是，东盟国家中存在的一个疑虑，或者说也是中国所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在这个地区隐约浮现的“中国威胁论”。为了建立良好的外部形象，中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心，不仅仅用言语，并且用行动展现出打造一种双赢局面的美好愿望。基于这样的愿望，中国政府非常大胆地在2000年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东盟在考虑了中国的建议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友好的姿态，应该以一种友好的方式给予回应。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目标。

　　其间，中国积极地参与了“东盟10+3”合作机制的发展进程以及其他的相关工作。尤其在2000年8月，“清迈倡议”扩大了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是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初步构想，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的进展。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除了和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以外，三国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也早已进行。

　　此后，亚洲区域一体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之后，逐步发展起来。2003年遭遇了“非典”危机。“非典”并非好事，但它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双方之间的合作，由危机来驱动，这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和睦的气氛，增强了各国对于区域合作的意识。该地区的国家意识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很多共同利益，不管是好是坏，合作才能两利，不合作则是俱伤。因此，亚洲地区的合作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晓分析认为，中国相信“东盟10+3”应该成为亚洲合作的主要手段。在这个框架下，双方找到了一些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一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加强。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任晓表示，中国和日本都会非常愿意看到东盟发挥主要的角色。东盟也会继续成为区域合作的一个主要力量，这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区域一体化蓝图绘就

　　要求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的理由是充分、全面、深刻和令人信服的，甚至有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在憧憬不久的将来亚洲统一货币“亚元”的出现。但在地域广阔而差异巨大的亚洲实现集体行动，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欧盟和范围相对较小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范例，揭示了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及困难。

　　但亚洲的合作并不完全与欧洲或北美相同。亚洲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亚洲在某些领域的相互依存程度，比如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当年欧洲一体化初期的水平。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高级经济师GiovanniCapannelli分析认为，尽管亚洲可以从其他地区的实践中吸取经验，但亚洲区域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最终将有其独特的蓝图，有其优先关注的政策目标，并基于建立一个亚洲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愿景之上。例如，亚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在区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合作的目的在于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且通常还会集中于专门的协议和目标。“尽管各个层面上的政府间对话都有了极大的加强，但正式区域机构仍相对发展不充分。”GiovanniCapannelli表示，对建立正式机构的呼声正在提高。例如，东盟已承诺要扩大其秘书处的职能，以适应推行其建立一个东盟经济共同体新蓝图的需要。

　　Jong-WhaLee也提到，亚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整合。在亚洲，一些国家有他们的重点，而同时，另外一些国家正关注着全然不同的重点。“很多国家的政策重点都有所不同。”Jong-WhaLee指出，有些国家可能关注贸易，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更关注金融、社会发展，还有些国家可能依旧在搞减贫，还有的国家可能更重视技术发展。“我们应该把区域整合起来，加强区域合作能力建设，建立一些机制框架。例如，利用‘东盟10+3’的机制，循序渐进地实现长远的目标。”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为我们展现了未来亚洲区域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宏伟蓝图：将来亚洲很可能拥有一个单一的市场，有共同的监管框架，单一货币及工人迁移的充分自由。一体化的亚洲，将从其经济体和人民的多样性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也将从其深刻的文化传统、规模巨大的金融、技术及其他资源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它将为技术创新、企业发展和商业活动提供无可比拟的机遇。

　　简言之，未来的亚洲将和今日的欧盟非常相似，但又绝不是欧盟的翻版，这样的愿景能提供激励并指导长期的发展方向。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指出，为了实现亚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长远目标，到2020年我们必须实现：一个区域货物、服务和资本可以自由流通的统一市场；对跨境资金流和服务开放的深层及流动的金融市场，具有高标准的监管水平，并对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强有力保护；协调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的有效框架，既能重视全球挑战，又要考虑到各国国情差异；在全球政策论坛中发出一致的声音，表达亚洲所关注的问题；拥有必需的机构、足够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员，提供一流的分析和后勤的支持。

　　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增强了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合作的共识。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近年来以区域一体化为方向的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更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加强金融合作的催化剂，亚洲地区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而金融一体化考验的是金融市场监管的稳定性，要避免未来危机的产生，就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在本次论坛上，该话题被多位权威学者提及。

　　当前，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金融市场的连接更加紧密，进而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互相依赖，使得地区内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当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受到冲击时，这种效应会迅速地在地区或全球的金融体系中蔓延开来，最近的美国次债风波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也逐渐增多，使得金融效应的传导通过机构得以迅速传播；第三，金融经营的综合化、集团化，使得金融企业往往综合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加强了金融风险在企业内部及对整个金融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最后，金融活动本身的复杂化。金融衍生品也不再是单一的衍生，而是能够经过证券化和再证券化。多重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金融风险被无限地放大。

　　金融全球化和区域化首先是有聚集的作用，推动了世界各种经济要素的快速流动，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和国际化的分工，使得金融效率更加提高，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的全球化在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比如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拉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去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建言，监管理念的转变，首先是静态监管理念向动态监管理念的转变，这是由于全球化、信息化使得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金融风险随时发生变化。“危机随时可以爆发，监管就必须是动态化、过程化、实时化，而不是一种静态的事后监管。”陈学彬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等，都很形象地说明了监管理念进行转变的必要性。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监管机构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对市场上进行注资，控制危机的扩散，这些都说明进行动态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个监管理念转变，就是要从被动监管的理念向互动监管理念转变。传统的监管理念强调的是，实行金融管制或者发散监管都是被动的，忽略了金融活动监管是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金融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实际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一种动态博弈过程。因此，监管者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被监管者的影响，而被监管者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监管者必须在自己的监管措施、机制的设计中考虑到这些问题。否则的话，要么就是一种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过度监管，要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失效监管。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由监管者、金融机构、投资者、债权人等各方面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责任明确、风险分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博弈的监管体系。

　　第三个理念就是从分离监管的理念向统一监管理念转变。以机构为监管的理念是分离监管，目前我国实行的“一行三会”也是分离监管理念的体现，难以应对大的冲击。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就应该从以机构监管为主，转向考虑机构，以功能为主的框架上来。

　　最后，对于金融监管体系总体框架设计方面要有思考。我们应该用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把监管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反馈控制系统进行总体的设计。也就是说，金融体系本身的运行和监管体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信息必须要有一个传递，在监管系统当中应该设有传递机制，用优化机制、处理机制来作用于金融系统。监管系统的效率必须通过监管效果的评价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反馈到监管系统。同时，这个监管系统又包含有一种约束机制———对它本身运行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进行国际间的协调，而且在国内也要与其他一些机构之间进行有效协调。

　　观点

　　吴敬琏：价格和汇率政策亟待研究解决办法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日前举行的“2008上海论坛”上表示，目前改革中一些重要的政策需要调整，政府过多的价格干预降低了市场效率，同时汇率政策也陷入两难境地。经济学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需要协力研究解决办法。

　　吴敬琏称，政策调整跟体制一样，调整方向就是市场化，譬如说价格政策。在商品价格上，我们的价格定位比较市场化，但在要素价格上，还是行政定价占主要定位。政府对于要素的价格政策，扭曲了各种要素的价格，造成了发展模式难以转变，降低了效率。

　　吴敬琏认为汇率政策也是改革的重点。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模式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汇率的市场化，就是要及时地进行调整。虽然从2005年7月以后，我国扩大了汇率浮动的幅度，但是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积累到现在，就使得相关政策的出台面临一些两难的选择。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经济学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寻找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实习生 陈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