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送法下乡？

　　读过苏力老师《送法下乡》的人对其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的印象肯定是很深的。这一章的论述最生动地反应出苏力的论述风格。在一步一步的论证之后，得出一些事先没有预想到的结论，然后你会“恍然于根本的根本”(苏力爱引用的袁可嘉的诗句)。苏力在这一章里把“送法下乡”作为普遍存在的基层司法现象进行描述，对“为什么送法下乡”的基本解释逻辑是：权力的力量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变的。权力的力量会随着空间(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变化而减弱或加强。在他描写的收贷案中，地理空间的偏远(地理空间)和对于乡土社会来说的陌生化(人文空间)，国家权力被弱化。因此，为了达到目的，国家权力运作要采取一定的策略。“送法下乡”就是国家为了重新建立权力的局部性支配关系的一种策略。和毛泽东时代的“发动群众”、“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策略有点类似。

　　毫无疑问，我对苏力这样的论述逻辑是很佩服的，论述的结论也让我觉得很过瘾，有了一种巨大的被开发的快感。本文只是打算以“白璧微瑕”的态度指出一些苏力老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以加深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论述。

　　一、对于基层司法，送法下乡不是一个大问题。苏力选取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来论述为什么送法下乡，给人感觉好像这件事情是在中国的基层司法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苏力的描述中好像也有这个意思，“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普遍的、习以为常的”，“如此普遍、如此常见”。其实，我的经验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种下乡开庭办案子的事情在我调查的很多地方都非常少见的。一位基层法庭的同学说下乡去搞调查倒是有的，但是正儿八经的去乡下开庭的事件是很少的。像苏力的书里写的那样带好多人去农民家里开庭“依法收贷”的事情少之又少了(请注意，一个人下去和一伙人下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后面我要仔细分析这种不一样)。和我交谈的一位基层法院的副院长说这样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

　　对于现在的基层法院院长和法官们来说，最为他们考虑的是院里的硬件建设、涉诉信访的问题、院里干警们的职级问题经济待遇问题、然后就是案子的公平公正的审理问题。送法下乡的事情很少被他们考虑的。我和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在今年半年里聊了六次天，五次听他讲院里的办公楼建设，六次听他讲到涉诉信访的问题，三次讲到院里干警的行政待遇问题，还有一次和我谈到他包干接访的案子的法律关系问题。而至于送法下乡呢，这位院长从来还没有和我提过。因此，我怀疑，以“为什么送法下乡？”作为《中国基层司法研究》的开头话题，是否值得，是否必要。是否可以以“为什么涉诉信访？”“为什么行政级别？”“为什么大楼建设？”等话题作为《中国基层司法研究》的开头话题？

　　二、下乡很多时候确实因为乡下事情很“复杂”。苏力论述不能用乡镇工作“复杂”和“众多”来解释送法下乡。他认为通过调查得到的信息是乡镇工作其实是很稀松的，没有多少事情，“常常是上午9点上班，也许10点半以后就没有人了”。而从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的答案则是这样的：“基层工作到不是很多，但是很复杂的。”“众多”和“复杂”是两码事情，不“众多”但是可能复杂。

　　通过我自己在基层几个月的工作切身体会到，基层的许多工作确实复杂得很，正因为复杂我们才必须经常到村里面去。很多事情，如解决纠纷、调整田地、分配补贴。我们必须下乡去才知道村民有什么意见，才知道哪些村民有什么样的神态和语气，才可能在村民的只言片语里听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才可能观察到村民们真实的细微反应，等等。这些事情和我们在省法院机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机关，天天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几项不能改变的内容，基本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

　　苏力在这里用乡下的事情不多的事实把乡下事情复杂的事实也掩盖掉了，在这里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可以说，下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村里的事情复杂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下乡当然是一种好作风的表现。关于这是一种好作风的表现，苏力也没有否认，但是他显然没有把这一点看作很重要的原因。而在我和那位副院长的交谈里得知，下乡确实是一种好作风，领导如果有这么一种好作风，也是会被人作为好的品质来评价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摆架子的作风是被人不喜欢的。而我自己呢，摸着良心说话，亲自到村里面把事情办好，老百姓认为我能吃苦，不为难他们，为他们着想，工作作风很好。至于苏力说的共产党提倡的作风并不一定被下面的人实践，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作风都一定被下面的人实践，但是一部分作风是被一定实践了的。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由于习俗的限制等，我们很多偏远地区的法院办案子确实需要送法下乡。“马背上的法庭”描述的事件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国境线上的流动法庭，也具有它存在的道理。有人描述：在偏远山区，法院的同志送一张传票有时要走一天半的路程，老百姓接到传票，又要走很远的山路应诉，既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又降低了办案效率。这种情况下，下乡开庭除了解释为好作风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深邃和高远呢。

　　其实，这个时候，苏力平时最喜欢用的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那就是用最方便的办法解决。“送法下乡”把开庭的交易成本降低到最低，是最好的理由和动力，根本都不需要太大太玄的道理。下乡的好作风，讲的俗气一点，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

　　四、下乡有的时候是为了作秀。还有一种原因，是苏力老师所没有提到的。我的访谈得知很多时候的送法下乡是为了政绩的形象工程。比如不需要下乡的案件也为了造势而拿到乡下去办，一段时间集中起来去乡下办案，有的时候还把本来不能拿去乡下办的案子也拿去乡下办。苏力老师在书中提到的某地搞的就地审判，送法下乡的事情，我不敢说是一种作秀，但是好多有点类似的事情，完全有作秀的嫌疑。比如，现在的某些三下乡很多就是作秀的，走了形，变了味，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

　　对于这种作秀的下乡，苏力没有提及。而更令苏力老师想不到的是，《送法下乡》出版后，好多人以为北大的著名学者在宣扬送法下乡，刻意追求送法下乡的风气好像多了起来。作为作秀的送法下乡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了苏力老师的结论我无法知道，但是我敢肯定作秀的送法下乡一定抵消了一部分苏力老师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苏力老师知道自己书的出版还增加了作秀的送法下乡，我就不知道苏力老师会做什么感想了。

　　五、仅仅是个特例。苏力认为这种局部权力支配关系的建立需要借用诸多的资源，如收贷案里的面包车、派出所民警的随行、村干部的陪同以及强调来自北京的调查者———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威慑目的的资源。没有“人多”就难以“势众”，没有民警和面包车，法庭的权威就很难树立，苏力所说的权力的局部支配关系就很难建立。

　　依据苏力这样的逻辑论述下去，如果仅仅只有一个法官，或者法官和书记员两个人，权力支配的关系还能够建立吗？法庭的权威还能为当事人感受到吗？而恰恰，这才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现实里的法官下乡是没有很多人的，一般不带警察，基本上也没有作为权力象征的面包车。需要警察去压阵脚的案子是不敢去下乡开庭的，一旦民众动怒，就是多带几个警察也不管用。也就是说，需要下乡开庭的案件基本上是不需要“打仗”的，需要“打仗”的案件又不下乡。

　　苏力的例子仅仅是一个特例，收贷的案件在当地还很多，需要确保这一次取得胜利，形成对类似案件的示范，减少其他案件的审理障碍，所以法庭和信用社才动用了那么多的资源来建立这种权力支配关系。苏力在书中也说，他所举出来的收贷案里，变成了信用社和法院是原告，村民是被告，村主任到变成了调解者。信用社和法官是一起作为原告在向被告示威。而在其他的案件呢，角色的格局不会是这样的，苏力的案例太特殊了，其假设和解释在其它的情形下很难适用。

　　每一个人的视角都是局限的，每一个的经历不可能代替别人的经历，这就注定了苏力也会存在失误。至少在“为什么送法下乡”的论证方面，我认为苏力老师过于想当然了。

　　首先，这个有趣的故事能否当作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故事作为符号能否包含苏力试图讨论的众多司法现象？即使苏力认为，是否生活在今天中国的其他人都这么认为？然后，苏力对“局部权力关系的支配”这样一个假设的重要性界定和论证存在问题。他把它想象得过于丰富过于重要。其实，生活在那里的很多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要建立局部权力支配关系的愿望和需求。很多时候，下乡就是为了把那里复杂的事情处理好，而不是像苏力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战略”。

　　萧瀚说《送法下乡》将国家权力与福柯权力哲学理论中的权力混为一谈，引起我们认识国家权力问题的混乱。导致诸多结论的不可靠。对比萧瀚老师的批评和我自己的批评，我认为，在理论高度的角度上看，萧瀚老师是以俯瞰的姿态发现了苏力的问题，从上而下，而我是从仰望的角度发现了苏力的问题，从下而上。

　　当然，批评归批评，就像刘星老师说的那样，这种批评“恰是《送法下乡》所要达到的“科学”目的。由此，我们的直率批评(当然是坦诚的直率批评)，其实正是《送法下乡》在逻辑上所欢迎的、所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