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

　　潘允康

　　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化中的大都市圈战略，指出从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开始，应明确都市圈的空间战略方向，大都市圈应该是中国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向。该建议还根据目前的城市、土地、人口、地域、经济等状况具体提出了建立20个大都市圈的规划，即：哈尔滨都市圈、齐齐哈尔大庆都市圈、长春吉林都市圈、沈阳大连都市圈、京津都市圈、石家庄邯郸都市圈、青岛烟台都市圈、济南潍坊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盐城连云港都市圈、驻马店信阳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昌都市圈、长沙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南宁都市圈、重庆成都都市圈等。

　　大都市圈和此前理论界提出的城市群是一致的。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学者们并不一致，但认识在渐趋一致，即城市群是有很多城市组成的，彼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城市在结构上是一体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他们共同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

　　大都市圈战略和小康社会目标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大都市圈规划与设想是和这个战略相吻合的，其基本的主张是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大多数人口城市化。中国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要做许多事情，解决许多问题，其中最大和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问题、瓶颈问题。近来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只有通过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吸引和吸纳大多数农民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使中国大多数人进入现代产业格局，有现代生活方式和水平，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换句话说，实现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出发，必须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都市圈战略的设想是中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即到2030年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亦将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按人口15亿和80%的城市化率计算，将比目前新增约8.5亿人口。换句话说，主张实施积极的、大胆的城市化战略，到2030年我国将有12-13亿左右的人口在城市，是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整体需求的。

　　为了实现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应当采取许多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实施大都市圈战略。在城市社会学中有一种城市聚变引力定律。该定律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集中会释放出一种新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集中的规模越大，释放出来的新能量就越多。这种能量多到一定程度，并且必须多到一定程度，便会创造出全新的物质和精神的城市文明，即开放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文明。这种开放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文明，一方面对其周围的乡村或小城镇产生强大的直接引力效应，使该城市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又对其他中小城市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使他们纷纷效仿，形成一种间接引力效应，从而这些中小城市中某些竞争力强的城市，便发展成为大城市。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可遏制。对于某个大城市来说，如果其周围没有出现新的引力中心，也没有人为的障碍，那么这一过程一直要到周围乡村或小城镇的人口全部被吸纳完毕才能结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过程一直要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基本上都享受到人人都想享受的大城市文明时才能结束。”以上理论从狭义上说是大城市辐射理论，从广义上说是城市辐射理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辐射作用，大城市最为明显。从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角度说，由于扩大了城市的内涵和外延，因此使城市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都更加明显。大都市圈的建立必将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大都市圈战略与空间结构调整

　　大都市圈战略从整体上顾及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该战略认为2007年以来中国在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沿海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却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土地短缺的矛盾已日渐突出。假设2030年中国的耕地为18亿亩，其中75%的面积生产粮食，则亩均产出水平必须上升到482公斤才能保住7亿吨粮食。这就要求单产水平从1998年的粮食单产高峰亩均390公斤，增加92公斤。以保住18亿亩耕地为前提条件，到2030年的23年中国就只有2700万亩耕地可以占用，即还可以新增1.8万平方公里建设占地。其中城市建成区约可占用1.1万平方公里，交通建设可占用0.7万平方公里,这样就大体上给出了中国在未来23年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空间。如果未来23年还要有8.5亿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则新增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就只有21平方米，只是2005年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的14%。所以未来23年，中国将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占地只能增加55%，而城市人口却要增加2.5倍，如果找不到一条在不多占用耕地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面临土地瓶颈而停滞的前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铁路平均运距不断缩短，而公路的平均运距不断延长，与此同时，各区域城市联盟（城市群）不断涌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目前已具有向各区域经济增长聚集的趋势。伴随着这些现象同时出现的，是最近五年中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聚集需求。

　　从国际上看，美国采用的是全国式分工的结构，而日本是都市圈结构，日本的大城市明显高于美国。在人多耕地少的国情上中国和日本接近。日本都市圈结构的特点是每个都市圈都集中了3千万左右的人口，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吸纳掉都市圈内制造业的全部产出，因此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间的经济交流很少，1979年只占全部货运量的1.5%。由于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都市圈内运输，因此1980年日本全部货物的平均运距只有73公里，全部货运周转量只有5千万吨公里。由于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这两个因素，使日本在工业化与城市的发展中可以大大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日本的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在全国的总体规划和分工中增加一个层次都市圈规划，以大都市圈作为中国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向，不无道理。

　　大都市圈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大都市圈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可以发挥和扩大城市聚集经济的优势，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1、大都市圈战略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

　　同农村相比，城市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城市经济的聚集作用的结果。城市经济的表象特征具有系统性、互补性、外部性、区位性。城市经济的系统性可以使城市经济要素在形成系统和互相作用，互相搭配中产生系统优势和效应；城市经济的互补性，使城市经济中的各种经济活动“互有补助，互生裨益，或由此而增进销售效率，或由此而降低成本，或使品质更能提高”；城市经济的外部性可能存在着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的现象，即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而城市经济的区位特征能发挥城市经济的区位优势。从本质上看，城市经济是空间集中的经济。没有空间集中，生产只能以极其有限的规模运行，通常靠近产品消费地以节省运费。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和生产往往相当均匀，只有空间集中，即人口、企业和各种活动的空间聚集才形成城市，才存在城市经济。

　　城市因空间聚集而产生，又因空间聚集而发展壮大，没有空间聚集，就没有城市经济。空间聚集使城市经济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聚集经济的产生使企业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居民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用，从而改变了生产与消费决策的技术、成本和市场约束。企业和居民在空间上互相接近，通过竞争分享这种聚集利益。因空间聚集而产生的聚集效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全面的，它不仅影响技术与经济约束（聚集经济导致成本节约、产出增加），从而改变着市场的约束（聚集经济促使效用增加，从而影响消费行为）。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由于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与非城市环境下的厂商相比，城市内的厂商用同样的投入，可能获得差异巨大的产出，即厂商的生产集中可能在同一技术下由于聚集经济原因而向上移动；由于聚集经济，消费者所得的效用增加了，从而影响其消费偏好，于是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也会因此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基于上述原因，厂商最优化决策点（生产均衡点）自然也要发生变化。所以，在理论上，因空间聚集而产生的聚集经济效应对生产函数、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对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有聚集经济优势，大都市圈则可以扩大聚集经济优势。城市经济的系统性不仅在单个城市内部表现出来，而且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表现出来，形成了城市之间的系统经济。城市经济的互补作用不仅在城市内部发挥，而且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发挥。城市经济的外部性和区位性特征也会得到扩大与延伸。总之，城市群的出现使聚集经济更具有规模，更易于形成规模经济。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概括出规模经济的三个层次，即企业、产业和城市的规模经济都是从供给角度提出的。实现三个层次规模经济的好处主要是由于产出规模的扩大可以摊低固定成本，产生报酬递增现象，但若本地市场需求有限，供给规模扩大必然带来外运量增加和运费支出，当单位产品运费增加等于单位产品固定费用下降的时候，报酬递增就会变成报酬递减，供给规模的扩大就到了边界。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形成的单一基础，但由于时空不可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实际也有“劳动空间”消耗，只有当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消耗同时最低时，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建设和发展大都市圈经济可以提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第四个层次。由于大都市圈经济是在最小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供给规模与需求规模的对称，因此产品的空间运输距离最短，运费最低，所以都市圈层次的规模经济，其报酬递增的来源是由于需求在地域的集中而产生的运费节省，也是运输业投资与土地投资成本的节省，这与企业、产业和城市三个层次报酬递增来源都是供给方面的规模化所不同的。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流通费用比重比发达国家要高，其原因是运量过大、运距过长。都处在1.4万亿元GDP的时候，日本的全部货运量为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如果实施大都市圈战略，实现都市圈内供给的大致平衡，就能大大缓解这个问题，提高经济效益。

　　2、大都市圈战略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以往我们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地方和地方保护主义。无论是何种原因，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森严壁垒”，“各自为政”，缺少“统筹”规划与“统筹”发展的思路与做法，相互独立，搞小而全，重复建设。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整合资源，不利于从整体上发挥地区优势。建立和发展城市群客观上能改变这种状况，使人们能从“统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实现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发挥地区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我们以江西设计、规划和建设的“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在产业结构上，江西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这些城市。如南昌的制造业，九江的石化、纺织、建材、造船业，景德镇的陶瓷、航空、家电业，鹰潭的铜冶炼业，上饶的精密机械加工业等。该地区在产业结构转移方面既有的失败例子，也有成功的例子。像位于景德镇的华意和位于南昌的齐洛瓦在1990年前后，都是在全国名噪一时的冰箱品牌。但由于这两家企业单独作战的耐力不够，市场份额逐渐被海尔、春兰和美菱等蚕食殆尽，如今皆沦落为海尔等做配套。假如当初这两家企业能抱团作战，在产业上既密切合作又明确分工，进行你取我舍、共同优化的小小转移，其现状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位于景德镇市辖区内的昌河集团，已将其发动机和轿车的生产基地迁移到与之相邻、且具区位优势的九江市，此举意义显而易见——此生产基地紧靠昌九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到南昌和鄂、皖、江、浙、沪等省市的距离。由此，生产成本降低不少，更为产品增强了竞争力。在这个案例上，虽为企业的意愿使然，但若景德镇的胸襟不宽广，硬抓住昌河不放，其结果不言而喻。这种都市圈内的产业转移，看似此消彼长，当地的GDP表面上或短期内受到了影响，但从长期角度和大局观念来看，企业从此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江西学者认为，现代区域产业转移不是仅仅以地理区位为条件的，而是更依赖于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区域经济互补。即首先要求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在城市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而不是一个只在行政上统一，经济上联系不密切的区域。只有这样，产业转移在空间上才可能是自由选择的，才有可能最大限度规避地域风险；其次，要求接受产业转移区域和转移产业区域在经济上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产业转移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都市圈整合的关键在于区域内建立层次和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区域内城市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原理，合理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既要齐步前进，又要相互错位发展。中心城市要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成为要素和信息的配置枢纽，次中心城市要改造好传统产业，充当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4大都市圈战略和城市模式的选择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学术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优势和理由。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倡导和主持了“小城镇”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发展小城镇，不走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弯路”是开展小城镇研究的初衷。费孝通主张发展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用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的方法实现农村城市化。

　　此后又有优先发展大城市和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主张。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者认为，大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聚集优势。同中小城市比较起来，大城市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大城市经济的聚集作用的结果。大城市具有社会聚集优势。这里所说的大城市的社会聚集优势是指大城市的聚集模式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大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在一定规模上的高度密集。这种人口的高度集中和密集对现代社会生活是有益的。大城市在城市化中有领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大城市有比较完整的城市化内涵。大城市规模的比较成本低等。而主张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者认为中小城市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起到了联系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中小城市点多面广，承上启下，联系广泛，规模适中，具有大城市的优点，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紧张，生产力水平及文化科学基础又比小城镇优越。因此，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于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引证和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城市模式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在城市化进程中能起到不同的作用。如果从大都市圈角度看，以1-2个大城市为中心，若干中小城市环绕其间，更多的小城镇星罗棋布所构成的城市群能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同时发挥出来，实现不同城市模式之间优势互补。比如小城镇可以借助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在社会聚集方面的优势，满足自身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需要。而大城市也可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梯次储存和有序转移，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减缓大城市的压力。至于在经济上，不同城市模式之间的互补作用更为明显。比如大中型企业可以乡镇企业为自己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乡镇企业亦可借助大中型企业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开辟新的市场。无论如何，大都市圈战略或者说城市群战略是值得关注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