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四川绵阳报道
北川悲情英雄董玉飞
就如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历经磨难将巨石终于推上了山顶，但那巨石却注定会滚回谷底
10月3日，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145天，9·24特大洪涝地质灾害后的第10天，原北川县农工办主任、北川县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绵阳市安县安昌镇临时的办公地点自缢身亡。
按照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情况说明”，40岁的董玉飞主要是因为丧子之痛而自杀；其次，是因为任务繁重和工作压力；再者，是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因而“悲观厌世”。
这份材料两次提到：董玉飞自杀是一次偶然性事件。
北川县委宣传部长王建告诉《望东方周刊》，北川干部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地震之后，我们都没有家了，心理压力大，生活处境也非常艰难，但是我们还必须坚强……2000多个干部就死了400多个，很多担子就压在了幸存者的肩上。”
绵阳市委宣传部外宣办科长陈雯、绵阳市灾区重建工作委员会综合办副主任付强等多位干部说起董玉飞的死，都表示对“工作压力太大”感同身受。
玉米地里的“西西弗斯”
“董玉飞从来就是一个性格开朗、豁达的好人，跟谁都是有说有笑的，当局长的时候，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董玉飞生前好友，与他共度生死难关的老同学、老同事成勇告诉《望东方周刊》。
在那场灾难发生之前，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北川县农业局的院子虽然说不上豪华，但是职工们好歹也算有个宽敞整洁的窝，不像地震之后居无定所、挤在一起凑合工作的艰难。楼上的人也常常听到楼下的董玉飞哈哈大笑。
“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成勇说，董玉飞的老婆也是农业局的职工，两口子感情很好，颇让人羡慕。
在老同事成勇看来，董玉飞绝对算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什么事都想做得尽善尽美，工作也尽职尽责。可是地震之后，一切都被搅乱了，有些事情不仅做不到尽善尽美，反而容易进入混乱状态，董玉飞的秩序情结受到一定的打击，“他变得沉重了许多，但是精神依然矍铄。”
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董玉飞带领着农业局的干部们一起住在擂鼓镇玉米地的帐篷里。
在最初的几天里，大家在绝望中奋力地救人，紧接着，为挽回损失的抢收作物和为配合防疫的投鼠药工作就开始了。震后大雨连降，连帐篷里也泛滥成灾；天晴之后，帐篷里的温度又高达40多度。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并没有停下来一天。
然而，成果又无情地被大自然所否定。正如成勇描述的那样，好不容易挽回的一点损失顷刻间又被一场暴雨泥石流给毁掉了，更惨重的是，归来“重建家园”的农民又有数十人被泥石流夺去了生命。
“就如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历经磨难将巨石终于推上了山顶，但那巨石却注定会滚回谷底。”成勇说，这个事实对干部们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
“灾后重建来得太快，有些地方山体震松了，非常危险，根本不应该进去人。但是地震后才半个月，余震尚未止息，受灾群众就被要求回家重建家园。谁让农民们回山里去住的，人家在绵阳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让他们那么早就回去重建家园！”成勇大声说。
“9·24”之后，农口的干部全体下乡，“看到老百姓的惨状，没有一个人不流泪。”
这一下，什么都没有了
9月25日，北川县擂鼓镇五星乡茶坊村2组58岁的刘红玉与幸存的乡亲们一道，浑身泥泞地从山里面逃出来。原来的山路已经全部阻断，他们冒着雨翻过几座山，逃到了擂鼓镇。
“这一下，什么都没有了！”刘红玉说。
茶坊村其他几个受灾群众都说，刘红玉原来在村上算是条件很好的人，养猪专业户。2007年猪肉涨价，她赚翻了，房子也修得好。
然而5月12日的地震一来，刘红玉养的几十头猪死得死、伤的伤，一头也没留下。他们撤离出北川之后，被暂时安排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之后没几天，村上就召集大家开会说，茶坊村已经拓平了土地，可以住人了，号召大家回去重建家园。
“会上也在说，喇叭里也在号召，我们5月底就回去了。”刘红玉红着眼睛告诉本刊记者，“我把剩下的玉米都抢收了囤起来，又修补了房子，并且扩建了猪圈，琢磨着扩大养殖规模……”
可是没料到这场雨，泥石流把整个村子都冲掉了，房子也没有了，村里那么多果树也没有了，抢收补种的粮食也没有了，猪圈也没有了，连路都没有了……
但是刘红玉庆幸自己还活着，“大队上被冲走两个人，上游还冲下来一些手手脚脚，看着很恐怖！”
一直到10月9日，刘红玉和多数乡亲还没找到地方住。10月8日擂鼓镇发出通知，要求一部分住在板房里的受灾群众“立即撤出”以便安置“9·24”受灾群众，但是很多受灾群众相持不下。
因为洪水地质灾害的原因，擂鼓镇一带的电视信号也没有了，大家各自忙着打点自己的事，村民们还并没听说那些来指导抢收抢种和投鼠药的干部有人自杀。
截至9月26日早晨7点，“9·24”暴雨大风泥石流造成整个绵阳市136个乡镇、129.8万人受灾。
据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说，董玉飞大概就是在9月26日，病倒入院。
“边缘化”的奋斗
听闻董玉飞生病的消息，成勇着急地给他打电话询问病情。电话里的董玉飞平静地告诉他“没事”。
成勇并不赞同网上流传的“董玉飞受命于危难之时，被委以重任”的说法，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董玉飞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其实挺委屈。成勇告诉本刊记者，董6月份从农业局调去农办当主任，名义上是统管“农口”，但是农办不是一个职能部门，而是一个协调部门，负责协调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务局、农机局等部门的工作，“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也管不到人，功劳和成绩不是他的，但是出了问题，就要他来承担责任。”
“其实我们整个农业部门一开始就挺边缘化的。”成勇说。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农业局的44名职工有五人死亡，还被抽调走了十几个人，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对口援建的单位，接收到的省市农业相关部门募捐资金也只有21.5万元。39个职工，吃、住、办公都挤在205平米的出租屋里，从5月到10月，没有一天节假日。
成勇称，由于工作太繁琐太沉重，董玉飞经常因为延误工作而受到批评，“但他又是一个要求完善的人。”
包括成勇在内的许多干部都说，董玉飞在自己遗书中写“工作压力太大”，大家完全理解，的确压力太大了。成勇强调了多次，在他看来，这必然是董玉飞自杀的最主要原因，这个淳朴敦厚的羌族汉子，身心俱疲。
盖棺定论
10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多，董玉飞在安县安昌镇北川农办临时住宿的地方自缢身亡。听闻噩耗的成勇飞跑过去，见到董的妻子、几个农办职工以及医生都已经到了现场。他摸摸董玉飞的身体，感觉到还是热的，又去翻他的眼皮子，“因为我总觉得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董玉飞的妻子当天被安排在了条件稍好一些的天龙宾馆里住。10月5日，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安县桑枣镇火化场举行。随后，农业局放了董妻的假，安排她回到绵阳，他们临时租赁的房子那里去休息。
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告诉《望东方周刊》，董玉飞实际上是抗震救灾的英雄，他的死是很令人痛心的。
冯翔说，5月12日，董玉飞带领农业局的同志在县农贸市场救出多名群众，随后又到曲山小学东校区参与救助学生，13日，用木板转运伤员，14日到指挥部报到后带领随后赶来的部队展开搜救工作，而他自己儿子的尸体，14日才被发现。这之后，他又为部队作向导，前往禹里乡救灾……6月份，董玉飞因在抗震救灾期间表现突出，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据“关于原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事件的情况说明”的“总体评价”，董玉飞在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体现出对党、对人民、对‘三农’工作高度负责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北川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北川县委县政府也由此作出决定，“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和关爱，进一步采取多种措施，从心理上给予长期辅导。”
据此“说明”，目前，北川县对于基层干部进行长期的心理干预的方案正在完善之中，县委县政府将通过努力，使北川的基层干部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社会。■
（根据当事人要求，文中人物“成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