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郭生贵收受贿赂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郭案备受社会关注，原因之一是行、受贿双方的法官和律师身份。郭生贵于1998年至2007年担任西城区法院院长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将律师邬某、高某等介绍给案件当事人，并通过与这些律师分成的方式收受贿赂达人民币670万余元。
在我国，律师行贿法官犯罪案件并非个案。仅最近几年，就有武汉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以及吉林高院先后曝光法官收受律师贿赂的丑闻，都是“贪腐法官”与“行贿律师”相互利用，所形成的俱荣俱损的利益同体关系。
可以说，近年来大凡有法官因贪腐落网的案件中，几乎都有律师不光彩的参与。
律师与法官同属法律职业阶层，在律师行贿法官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具有对偶性，追求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彼此行为承担的风险程度相当，不会互相攻奸告发，安全性强。对有案的贿赂，由于有请托事由彼此间特定的来往存在，日后一旦认定受贿事实来并不难。但是，对于有惯常情感交往的熟人关系存在，一旦事发，收钱法官往往以朋友间馈赠为由否认受贿属性，认定受贿犯罪要复杂得多。法官也是凡身肉体，也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如果没有案件请托，法官的社会交往并不被制度所禁止。“情感投资”具有累计性的特点，是趁着法官有需要，律师主动提供“无私”援助，送钱人此时并没有眼前特定请托事项。情感投资着眼于平时拉关系打基础，一旦有了案件，可以请关系人出面搞定法官。如果出事后，再去找关系送礼物，这种“做短线”效果往往不好，“做长线”则具有稳固的信任关系。事实也是如此，打着亲朋故旧礼尚往来之名而行行贿之实，对司法认定贿赂事实具有迷惑性，这些礼金的性质是馈赠还是贿赂有时认定起来真的非常复杂。
律师与委托人的目的虽有一致性，但并非以赢得官司为唯一目的。对辩护律师来说，洗脱罪名是最大的道，忠实如上帝般的委托人是最大的德。但是，法律是律师的“圣经”，他不能为赢得官司而不择手段。从制度上讲，律师必须用合法正当的手段，公平地打赢官司，他不是委托人的简单传声筒，他完全可以拒绝委托人不合法不合理的请求。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把经济利益和律师打赢官司捆绑一起，有当事人的动议，律师一拍即合乐此不疲，也有律师干脆搞风险辩护与代理。有时候，当事人更愿意多花些钱，来找与法官有关系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甚至给律师施压，必须把钱送到法官手里，否则要与律师解除协议另请他人。和法官熟，又愿意利用这种关系的律师，对犹豫不定的当事人具有诱惑力，这样的律师的业务量往往增大几层。于是乎，律师的这种尴尬处境，使得这群搞法律业务的人不再坐下来钻研法条、研究证据，而是积极地贴近法官进行桌下交易，“勾兑”案件事实，甚至置规则于脑后，充当起行贿的桥梁。
要改变律师与法官之间的非博弈之道，必须致力于权利平等的制度安排和职业操守的修炼。律师与法官正常的沟通路径要有制度化的保证，如果沟通路径完全堵塞，各种程度不一的被社会公众视为不正当的利益，如庭外私情游说、非程序性不当干预等等，就没有丝毫救赎的机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律师和法官都是有可能不按规则进行博弈的，这与道德无关。没有正道可走正门可入，那么走偏门左道就不可避免。律师就只能远离正式的制度途径，直接去腐蚀和“搞定”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有时，法官也会自甘金钱腐蚀。这时，法官与律师以非规则的合流就会毫无阻力，只有尽快建立以法制为诉求的博弈诉讼规则，才能从根本上除去合流的危险。时下，有铮铮风骨清清白白，以维护神圣法律的尊严为使命的律师十分不易。必须承认，在一个法制不够健全的地方，要做一个问心无愧富有良知的律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肃贪固然需要严厉，但是，杀一儆百是不得已的做法，而体现人文的制度建设，预防为先才是最优的选择。要靠塑造职业法律人群体的职业伦理和培育共同的职业涵养，保持职业尊严感来实现。彻底揭开审判的神秘面纱，透明地运作司法权，决不能让那些破坏博弈规则的当事法官和律师在黑箱操作中获利，真正接受群众及新闻媒体的监督。近年来，立法及司法机关多次修缮法律条规，不断强化权利保障，逐步改善律师业环境，意在增强规则意识，养成道德操守，按照公平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
(作者系法学博士，任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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