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李春明
人物小传: 徐卸古,浙江衢州人,1958年10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历任卫生员、军医、医务处副主任,军区空军后勤部卫生处、空军后勤部卫生部、总后勤部卫生部助理员,总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现为总后勤部卫生部综合局局长,大校军衔。
抬着木箱野外训练 1976年底,我在北京空军某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当时北京受唐山大地震影响,时有余震发生,我们就住在防震棚里,参加过唐山现场救援的军医常给我们讲述救灾的经历。
当时部队虽然派了很多医疗队赶到唐山,但医疗设备奇缺,大多数医务人员只能凭“一颗红心两只手”去救伤员。灾区担架也很少,有的群众就拉着床单、被子两头搬运伤员,结果不少腰部、颈部受伤的人造成二次受伤,因此落下终身残疾。他们叹息着说,如果部队卫生装备精良,技术手段先进,指导群众科学施救,那就会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也会有更多的伤员得到更好的救治。
山坡下,一排小平房,就是团部卫生队所在地。十几个房间便是我们所有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唯一值钱的装备就是那台200mA的X光机。军医们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门诊工作,遇到发烧病人,就只好送空军医院。
那时没有一次性注射器,我作为卫生队的一名新兵,每天都要刷针管、磨针头。有一次,队长组织我们搞野战救护训练,既没有帐篷,也没有救护车,打开战备库房,里面只有几只木制的医疗箱、几副担架和三角巾急救包。我和另外一个卫生员抬着又笨又重的木制医疗箱,第一次参加野外救护训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只能做些外伤消毒、包扎等简单的战场救护。
大卡车上铺沙子运伤员 1984年春,在边境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我作为空军后勤部卫生部计划处的助理员,奉命具体组织空运救护队执行空运伤员任务。
那次,先后有15支空运医疗队,用我军改装的米-8、直-5等直升机,将72%的伤病员从一线野战医疗所空运到后方医院。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实施的较大规模的伤员空运后送工作,标志着我军野战卫生装备已从陆地向空中发展。
这次担负空运伤员任务的直升机,有的只经过简单改装,没有配套的急救装备,实际上只起到“空中担架”的作用。加之米-8、直-5等直升机的机舱里噪音很大,血压计、听诊器根本无法使用,医务人员就发明了一种“伤员症状询问牌”,把主要症状(比如“伤口痛”)写在纸板上,逐一让伤员看,并通过观察伤员的表情等来判断伤情。
我在前线执行空运伤员任务中,经常与陆军部队进行伤员交接,感到这一时期的野战卫生装备还比较简陋、功能单一,装备还处在骡马化向车载化发展的阶段。一线伤员后送靠人力搬运,担架成了主要卫生装备。送到团卫生队的伤员再往后送,一般只能靠解放牌大卡车。
有一次,我看到一辆后运伤员的解放牌大卡车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沙子,不解地问司机这是为什么,司机同志告诉我,这是为了减轻后运路上的颠簸,尽量能让伤员少一些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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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台方舱构成野战机动医疗系统 改革开放使我军野战卫生装备研制走上了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路。
1996年,第31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军事医学大会,102个国家军队的卫生部长和国际组织代表近千人出席。大会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我军卫生装备。
由我军自行研制的“S95-100野战机动医疗系统”(数字化野战机动医院的前身)第一次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喝彩。这套医疗系统由卫勤作业方舱、急救方舱、手术方舱、X线方舱等10种21台方舱以及帐篷和专用车辆构成,具有检伤分类、急救、手术及术前准备、监护、透视、检验、灭菌、药械、通信、远程医疗等功能,具备100张床位、昼夜通过300名伤员的救治能力。这套装备的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军卫生装备缺乏固定医院规模、总体保障能力不足的时代,在我军野战卫生装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看到各种肤色、穿着不同颜色军装的外国同行,对我军这套装备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OK”时,我的心底涌起的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和自豪。
2002年,经过联合国维和事务部的考核、筛选,我军自行研制的野战急救车、卫生防疫车、医疗箱组等9种野战卫生装备正式装备联合国维和医疗队。几年来,这套野战卫生装备伴随我维和医疗分队走出国门,在利比里亚、刚果(金)、苏丹和黎巴嫩等任务区的维和医疗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受到了联合国维和署官员的高度赞扬。
陆海空三位一体 进入21世纪,我军数字化野战机动医院按照时间节点出色完成研制、生产任务,并配备部队。
2007年夏天,在某海军码头进行了新一代后勤装备保障能力检验性演示。这是我军后勤建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兵实装演练,全面展示了成建制、成系统装备部队的第二代后勤装备。
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廖锡龙部长率总后机关和全军各大单位联勤部领导到现场进行检验。
在这次演示中,我军野战卫生装备以齐全的品种、良好的性能、强大的保障能力,成为这次后勤装备演示中的一大亮点。这透露着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我军卫生装备已形成战略、战役、战术衔接配套,陆、海、空三位一体,救、送、诊、治、防功能齐全的野战卫生装备体系。
陆地:战术前沿配有单兵急救盒、战位急救箱、军医背囊、装甲救护车等;战术前方团救护所配有由医疗帐篷和医疗箱组成的帐篷医疗系统;战术后方师救护所配备有以卫生技术车辆为主的轮式外科手术系统;战役区野战医院配有数字化野战机动医院、远程医疗会诊车等。陆地伤员的后送配有新型担架、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卫生列车和救护直升机等快速后送工具,形成了陆地医疗后送体系。
海上:动员改装的救护艇、卫生运输船、医院船,以及落水人员搜寻定位仪、救生浮台、漂浮网、复温装置等救护器材和多种伤员换乘装置,形成了完整的海上医疗后送链条。
空中:以救护直升机和加改装的卫生飞机为平台,配备有担架式综合急救系统、航空医疗箱等,形成了空降作战和空运后送的能力。
“5·12”汶川大地震中,我军新一代野战卫生装备经历了一次实战考验,体现出了不凡的卫勤保障能力。
地震发生后不到100分钟,成都军区成都总医院医疗队快速反应,携带新一代野战卫生装备,迅即抵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展开现场救治。5月14日,实现第一次卫勤力量大规模远程投送。5月16日,灾区前线的野战医疗队利用远程会诊车与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院士等专家为一位挤压伤伤员远程会诊。5月18日,数字化野战机动医院在绵阳、绵竹两地开设。
部署在6地的医学站点和17辆远程医疗会诊车,联通全军远程医学系统,实现“医学专家与野战救治机构同在”,在成功抢救被埋124、179、196小时等危重伤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震灾防大疫的艰苦斗争中,具有机动灭菌、室内和野外消毒等多种功能的野战卫生防疫车,一次消毒处理污染区500平方米、每小时杀虫处理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为灾区人民默默送去了安宁和健康……
从木制医疗箱到骡马化向车载化过渡,再到数字化野战机动医院,我军卫生装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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