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玩具业经历最激烈动荡 内忧外患中期待新生

倒闭后萧瑟的厂区

　　【中国玩具劫】内忧·“世界工厂”模式阴霾来袭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颖 发自东莞 广州

　　巨人倒下：危机？契机？

　　10月21日下午3点，东莞合俊玩具厂七千多名工人被拖欠的2400万元工资最终到账，樟木头镇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不少。

　　尽管合俊方事后否认管理层外逃，并声称意欲挽救工厂，但官方仍将此定性为“恶意欠薪和骗货骗款行为”，证据是，“从该公司3家玩具厂关闭后厂方主要负责人出逃等相关情况分析，拖欠工人工资和供货商货款早有预谋”。

　　从为全球三大玩具品牌商代加工的知名玩具厂蜕变至如今下场，背后则是玩具行业“世界工厂”模式在内忧外患境遇下难以为继的现实。

　　合俊倒闭十天后，同样版本故事再次上演。又一深圳玩具厂宣布倒闭，老板逃逸。阴霾来势汹汹，“世界工厂”模式危机正与契机同在。

　　非常倒闭与非常善后

　　10月14日一整天，合俊工厂香港高层突然集体电话关机，樟木头镇分管外经贸的副镇长徐鸿飞说：“好不容易发传真揪住香港那边的一个经理，只听到一句，‘公司在香港停牌’，断了下文。”

　　当天，承担合俊外包业务的女老板李莉在几番催债未果后，曾突然接到电话，称有新资金注入，10月15日可到合俊“结清”。等她们兴冲冲守至当夜9点，却来了三四辆大车拉货，“问话也不说，就是往外拉货，拉原材料，仓库快空了”。

　　15日清晨5点多，苦守了一夜的李莉终于看到一辆小轿车停至俊领分厂门口，来人连贴了6份通告，宣布工厂倒闭。 7点多，工人云集，打卡上班，却劈头盖脸撞上了“倒闭”二字。“世界工厂”巨大的利益链条上，一个环节断裂，无法承受的风险迅即弥漫开来。

　　包括刘润中在内的数百家加工商和原料商，正承受着与合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代价。

　　此前，被拖欠了四百五十多万元的他已有不祥预感，从今年4月始，他听多了老板逃跑的故事，打不通客户电话就条件反射以为也跑了，他曾加紧各种防范措施，派人暗中跟踪工厂的真实境况，还在内部安插了“线人”，随时通报经营“晴雨表”：工人人数是否变化，工资是否按时发放，房租有无拖欠，债主堵不堵门。

　　尽管合俊“7月工人就罢过工，工资有拖欠”，“不过他的花招还是迷惑了我，像挤牙膏似的还钱，不知不觉上了套”，合俊倒闭当天，头发斑白的他当场哭出了声。

　　专做破产业务的律师们迎来了黄金时间。“据说有律师专门替将要倒闭的厂主支招，如何利用债主的焦虑恐慌心理，引诱其同意将债务打折清偿，竟屡屡成功。”刘润中说。

　　石马村，距离合俊工厂步行10分钟，聚居着合俊厂的不少工人，虽然房间条件差，“可房租便宜”。房东大多是东莞本地人，因为稳定的租金收入，一度“终日打麻将过活，如今悠闲日子不再，忙着催债度日”。

　　东莞有个惯例，如果企业主逃跑，被拖欠的工人工资由出租厂房的房东埋单。房东是个人，个人埋单，房东是村集体，村里埋单。

　　“一旦逃跑，多年的房租收入就打了水漂。”这个多事之秋，房东们每天上紧了发条，不辞辛苦地打探工厂信息，甚至派人盯梢企业高层人物，以防不测。

　　幸运的是那些陡然失业的工人们——在紧急垫付了所有工资外，政府正拟成立专门的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后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合俊倒闭也许不是金融危机的典型样本，却是“世界工厂”模式走向衰败的一个活注脚。

　　外界认为，个体盲目扩张经营不当是其死穴，但在玩具商肖森林看来，以合俊玩具为代表的只做简单加工的“世界工厂”模式，就像一个重症病人，可以延续生命，但存活时日终究有限，“依赖性越强，就越脆弱”。

　　前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是东莞走世界工厂之路的主导者，“我们当年也知道做‘世界工厂’受制于人，必然产生很多不平等合作条约，但是我们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对国际市场知之甚少，而简单加工易于操作，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

　　从1980年代末借助港资大转移第一桶金，随后台资闻风进入，内地商人紧随，珠三角大小玩具作坊工厂遍地开花，东莞因紧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一夜成为全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汇拢之地，高度依赖低成本优势赚取利润，亦是当年的发家之秘笈。

　　拐点正是2001年。在肖森林看来，如果说此前玩具业仅受内环境比如行业竞争，劳动力向长三角分流等因素影响，2001年后，外部压力逐渐增大。 “9·11”之后发生明显变化，订单减少。2007年美国美泰公司大召回事件中，佛山利达玩具企业因玩具含铅量超标被召回，结局是几千人企业倒闭，老板自杀，质量问题始成为悬在所有玩具厂商头顶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8年东莞玩具业进入一个内外交困的集中爆发期。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需求减少，而国内工人工资最低标准则从650元涨至770元，劳动力成本上升10%，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由此带来的生产总成本提高25%到30%，而玩具的采购定价权依然牢牢握在上游欧美玩具商手中，多年来未变。

　　“上游抽走了绝大部分利润，下游本就微薄的利润也被上涨的成本抵消，存活不易。”肖森林说。

　　业内的游戏规则却始终是低价恶性竞争。工厂在9月已倒闭的玩具商周云翔告诉本报记者，玩具行业“黑工厂”最多，这些黑工厂未到工商部门登记，不交税，不规范，可以将加工费砍至畸低。

　　周云翔的苦水还在于，工人在市场上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过去拼命赶工本是加工厂发家的必备因素，现在“工人也不好管了，找律师要按劳动法拿各种赔偿，频繁投诉，屡屡停工罢工，就此倒闭的也不少”。

　　上游受制于人，而下游自身低成本优势骤然瓦解，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当年的东莞党代会报告中，李近维曾明确提出，“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是要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很快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现在看来，二十多年后，我们部分实现了当时的目标，但是获得的独立性难如人意，”李近维说，“赚点加工费就满足了，少了升级的闯劲。”

　　倒闭潮显忧，危机亦契机

　　困境绝非合俊独享。仅10月初十天内，东莞阳光网报料栏就出现3例工人举报玩具厂倒闭、老板逃跑的滚动信息。“玩具属于奢侈品消费，经济萧条之下最受冲击。”广州市玩具礼品行业协会会长廖燕纯估算，广东有三万多家玩具实体企业，80％完全依靠外部市场的代工订单生存。

　　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7月广东已有近3000家玩具出口企业“休眠”（意指去年同期有出口实绩但今年尚未发生出口业务），大部分是私企。

　　广东省社科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丘杉曾在香港做过调研，在香港有一种“光荣结业”的说法，就是“我赚到钱了就关门了”。如果升级再投入，风险可能更大，而转移到内陆其他地区，整个供应链条以及周边配套搬不走，生产成本太高，“选择‘光荣结业’的多于其他选择”。

　　东莞茶山镇、常平镇等几个工业园区，是玩具工厂比较集中之地，现在满目是闲置的厂房。东莞厂房网上，寻租的新厂房数量猛然增多，各镇均有分布，一些回收旧设备的公司则在网络上四处发帖公布联络信息，吸引破产企业。

　　多位玩具厂商预测，纯做简单加工的玩具企业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境危急，而且“今年底明年初可能才是最难捱的日子”。

　　不甘沉沦的企业正积极自救。2006年之前，肖森林的玩具厂100%做出口加工，完全依赖欧美市场。这之后，他深度焦虑于利润之薄无以为续，于是殊死一搏，将前期积累的资金孤注一掷，投入研发，注册自己的品牌“哈一代”，工厂也从原来500人的规模瘦身到200人，同时将生产厂转移到了成本更低廉的老家河南。

　　肖森林说，“世界工厂”转型要从橄榄球型向哑铃型过渡，“橄榄球型，意味着两头小，最重要的研发和销售在外，由国外控制，而利润最少的生产环节在国内。”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亦认为，关键在企业自身抗变能力如何。加工企业本身在技术、管理方面要不断更新，产品可以转变，从而以效率提升来增强竞争力。

　　但企业难升级的现实症结在于，“十年前流水线的工人十年后水平依旧，没有相关培训投入，还是只会简单加工，而企业主满足于赚取微薄利润，有了资金积累，宁愿投资于房地产、矿产、股市，也不愿用于制造业升级。”陈文鸿说。

　　连李近维也遗憾，东莞人这么多年做了三个“魔术”：用布遮着一片丘陵山地，变成一片工厂；用布遮住一片农村，变成一片城市群落；再用布盖住一批农民，弄来弄去，掀开布一看，农民基本还是农民。

　　政府提出“腾笼换鸟”，劳动密集型企业主则担心，如果笼子腾空了，低素质的鸟走了，高科技的“鸟”却引不来怎么办？产业转型空白期如果太长，东莞农村物业经济将蒙受损失。

　　有些中小企业主们，自己琢磨出一个法则，缝一条适合自己的“冬衣”增强抵抗力，普遍的做法是缩小规模，“从上千人的大厂缩小到几百人，从几百人减少到几十人”。

　　正如历史上曾出现多次瘟疫，而疾病大流行除了可造成死亡，甚至可以摧毁城市、生活，瓦解文明，但人类若有幸得以控制疫情，则可能更加健全医疗品质、改革制度。

　　貌似瘟疫的产业阴霾肆虐之时，也许正是“世界工厂”乃至整体社会锤炼抵抗力之机。

　　（文中部分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