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家”黄裳

　　上海书店新出《爱黄裳》一书，我颇爱读。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黄裳先生的粉丝。当然也因为陈子善先生编得好，似乎谈论黄裳的重要文章一览而无余。凡有喜读黄裳文章者，大可备一册在手，翻读一番，可以陶然。其他的研究性文章先不论，他的一些已届高龄的老友们之回忆及评讲，实为难得。比如，黄裳本名容鼎昌，为什么取“黄裳”为笔名，我就一直闹不清。前些年读到钱钟书在致黄裳的信里戏作一联语云：“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知《痴婆子》是一古籍名，而甜姐儿则是大名鼎鼎的演员黄宗英当年的外号。这是老友之间的玩笑。由此可知传言中说青年时代黄裳爱黄宗英而未敢吐其爱，该是真有的事。那么，这“黄裳”的“黄”字，该是对黄宗英的怀念吧。然而，他的同班同学，黄宗英之兄黄宗江回忆说，抗战时，他演戏，黄卖文，黄曾代黄宗江取一个艺名就是“黄裳”，而黄宗江未用，他就自己用成笔名了。这都是多么有趣的往事。

　　我读了此书，就想到：为什么人才都是像葡萄那样一嘟噜一嘟噜地生在一起，或像蘑菇一样一团儿一团儿地长在一起。比如黄裳在南开中学的同学里，黄宗江是戏剧家，周汝昌是《红楼梦》专家，还有孙道临是名演员。其他还有哪些，我一时说不准。而这些同学们，又不是我们现在随口送人的这“家”那“家”，而是真正的，可著于史的真正的“家”。当然这还可以用南开中学的校风好，师资好，环境好来解释。但是，回忆到1946年至1947年，大画家黄永玉说：“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这3个人，当时黄是高级职员，富裕一些，而黄永玉和汪曾祺都是中学教师，穷。他们3个人是如何成为密友的，不大清楚。徐雁文章的注里说，汪遇黄于巴金家里，乃定交，一起逛旧书铺。黄永玉与汪曾祺的关系较好猜想，前者是沈从文的表侄，后者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可能得以相识。但怎么与黄裳遇到一起，亲密如此，则未考出。不管怎么说吧，在那时，其实3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真的，现在我很相信这一点。周汝昌一见黄裳就有谈不完的《红楼》之学，黄裳一见汪曾祺就有谈不完的晚明趣事。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还是说黄裳。虽然有众家评说，虽然评说者大都是黄裳的知交或粉丝，虽然说了这样一大本，但是黄裳的成就还是远未说尽。尤其在古籍收藏方面，那是要有更专门的研究的。书里不少文章都说到那位唐老先生早年就认为黄裳是一位“文体家”的话题。不少老友说黄裳写新闻，写社论，写评论，写杂文，写散文，写论文，翻译，可说无体不工。精通各体，因此是“文体家”。也有人说，“文体家”是指他的个人风格鲜明，不可混同。何满子先生就以当年之文证其不同寻常。我更同意后一解。因为最早下此语者唐老先生是鲁迅研究大家。他当然熟知鲁迅1933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说的，鲁迅同意别人称他为“文体家”，也就是Stylist。这个Stylist是带有风格学的意义的。不是文章体裁多样，而是风格特出卓异。能得此一称甚为不易。姜德明先生文章里说，“试问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多少人能担得起这样的称号”。信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