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问题之一是不用刹车路上挖沟

　　来源：南方新闻网

    金融危机下中国应该做什么？

　　作者: 周其仁

　　“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我们不是有一批人一生下来就赌咒发誓，说咱们一定要做出口生意，这是相对价格的信号——在这样的汇率下就是出口走得顺。

　　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是有刹车不用，到路上就挖沟。

　　经济形势好，改革就是口号，非要到不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比较实质性的改革，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

　　今天来的人（听众）是前所未有地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现在经济遇到了困难。

　　中国经济最近确实是困难一起来，这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为了给过旺的外需“让路”，2004年以来对国内生产与投资活动，一直都在执行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的调控措施。

　　第二个，我们高度依赖的外需遇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导致市场需求收缩，影响了整个进出口。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

　　第三个，实际上，这几年国内在通货膨胀之前有一个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过程，相当一批企业和家庭，在2005年后资产价格大起中入市，又在资产价格大落中损手损脚，面临财务压力和心理适应。现在很多公司，包括浙江的很多公司，不仅仅面临订单萎缩，很大的麻烦是资产损失——他们把很多的钱放到资本市场里面了。

　　第四个因素就是转型经济，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还不可能做到完全用经济的手段，还有很多行政的价格管制和产业管制，使得经济面对变动时调整不会那么灵敏。

　　祸起货币

　　如何看待这些复合的困难？

　　我们的外需突然下去了，跟美国的变化有关。我们先从美国说起。

　　美国的基本面数据很有意思：美联储基准利率从1999年的8%降为2008年的1%-2%；1990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利息率平均从6%降到4%以下；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上升到占GDP6%；储蓄率几等于零；美国的债务等于GDP的350%（其中外国债权占60%以上），其中美国国债等于GDP的60%；财政赤字超5000亿美元；次贷与房地产泡沫（1998-2006年增8%以上）；2007年金融衍生产品总值等于GDP的35倍！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过那样一种超高消费、低到零的储蓄（当然社保、私人保险帐户里面是有一些储蓄的）、极高负债的生活呢？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

　　现在关于金融危机的缘由有很多讨论，华尔街、监管缺失、贪婪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很重要地，有一个祸害跟美元在全世界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系——从长期看，美国并没有谨慎地对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它滥用了这一地位。

　　费雪在1911年就说过，“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有远见的。

　　美元最初是金本位，后来是名义金本位（政府盯住黄金价格、但不可兑现的货币本位），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美元获得了全球储备货币的法定地位——美国承诺，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然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都可以按这一承诺的比例兑换黄金。但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元发行的速度跟美国财政部保有的黄金数量是脱节的，1971年尼克松没有维持住，干脆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也就是说美元从法定的可兑现的货币变成了不可兑现的货币。

　　美元从金本位逐渐过渡到“不可兑现货币”，这就埋下了一个大的祸根。从长期看美国并没有抵抗住多发货币的诱惑。现在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中间有一部分可以用美国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解释，但还有不可解释的部分。美国令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它向全世界发行美元，即使多发了，它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可以不高，它可以不承担多发钞票的后果，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优越条件。

　　为什么美元超越金本位后，还是被各国持有？有人从美国霸权的角度解释，但也可以倒过来说，其他国家都滥发货币，比较而言，美国还算好的，所以其他国家还是更愿意持有美元——即使它已经跟黄金脱钩了。

　　过去，关于固定汇率有一种理论，说美元是一个好的货币，而发展中国家容易滥发货币，你这样钉住它，或者是粘上它，你滥发货币的机会就少了。但现在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变成全球独大，它在货币问题上轻率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它利用独有的地位大手笔地滥发钱，大手笔地降低利率，大手笔地借债。从这个角度看，其他国家实行“固定汇率”或“钉住美元的汇率”会遭遇麻烦。

　　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因为美元独一无二的全球地位，美国经济实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低利率、双赤字、大量发债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钉住美元”的中国则形成了顺差扩大、积攒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增长模式。

　　这样的模式现在遇到两个问题：它能不能持续下去？它要不要持续下去？现在看来，这个增长模式不合适，关键是美国的模式不可持续——这么低的储蓄、这么高的消费、这么高的债务就是不可持续，它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要出问题。

　　很多人说，因为人民币从2005年开始升值，所以形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某种不稳定。我们的看法是，人民币是一定要升值的，现在的问题是升得慢了，升得晚了——在升值之前，8.27元人民币兑1美元维持了10年之久。

　　我们现在一方面对外是大幅的顺差，不得不大量地储备美元资产，这中间价格的波动，已经造成资产的损失。

　　另一方面，所有的顺差进入中国都变成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往外发，使得我们财政性需求被动地增加，多发的货币变成我们的资产价格，变成我们一年半里面上证指数从1000点涨到6200点，变成我们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然后再推入到CPI里面，出现了通货膨胀，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政策反映——非控制不可——无论房价偏高，或者是猪肉价格偏高，都迫使政府做出控制性的反映。

　　顺差-外汇储备-美元资产，顺差-基础货币-资产价格-通货膨胀，这样的循环里面还有很多辅助的环节，比如大量出口之下，我们的电价、油价都很便宜，把污染留在国内，然后国际上天天开会，讨论中国的污染问题怎么办。

　　通胀最终是一个货币现象。首先是本币低估造成了过热的中国出口部门。前不久，在广东省的一个会上，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广东是做内需起家的，当年“经济北伐”，广东的商品呼呼地往北方走，上海、北京、沈阳、乌鲁木齐，所有买服装的全部到广东进货，曾几何时，广东变成了一个纯出口地。有报告说广东的出口占GDP的91%，进出口占GDP的162%多，怎么造成的？我们不是有一批人一生下来就赌咒发誓，说咱们一定要做出口生意，这是相对价格给他的信号——在这样的汇率下就是出口走得顺。现在很多工厂关门，8月份以来我也看过一些工厂，就问他们，当年根据什么信号建的？你投资的时候怎么想的？在当时的相对价格下，产能形成了，现在当然很麻烦。

　　这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相对价格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控制住的只是名义汇率，不是实际汇率。我们吵了半天，人民币升还是不升？快升慢升？升到什么程度？那都是名义汇率。当名义汇率不反映真实的相对力量时，真实的力量就会发生变化，最后客观上把你的汇率校正过来。

　　出口过热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1998年后，内需也起来了，两万亿的国债发下去了。外需旺，内需也旺，总需求过热怎么办？就是一轮一轮地调控，一轮一轮地采取措施，工作组、检查组、部委联合发文，不仅仅是在一个产业里面，发生在很多产业里面。这些背后都有一个力量，就是货币的力量：经常项顺差、外资直投、热钱流入，“黄河之水天上来”。

　　资产价格也是一个货币现象。浙江很多民营企业家过去多少年都是保守的，炒股都不干，这几年他们抵挡不住了，大量的钱投到资本市场上，甚至利用杠杆借钱投进去，现在很多麻烦就发生在这个环节，而且，这对人力资本的损害非常大——过山车坐过了（赚过快钱）以后，需要很长的时间缓过来，对很多人来说，正常上班没有意思了。现在看来，幸亏中国股市没有像一些人讲的那样冲到8000、10000点。

　　没有哪一个市场里没有政府。货币是谁印的？政府。如果是民营企业家印的，早就抓起来了。货币的价格出岔子了，整个市场很多途径就都要出岔子，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体制政策要靠前

　　我曾讲过，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是有刹车不用，到路上就挖沟。所谓挖沟是什么？就是体制性的政策。确实车速太快（内需，外需一体化太快了），本可以用比较灵活的方法调整，可是这几年我们利用投资项目的审批、土地的供应、产业政策来限速。

　　我们一边在改，说原来行政控制太多，太乱了，增加了大量寻租机会，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一方面又不得不加上一些条例。

　　这里面要想清楚。

　　对于目前的困难，不是仅靠松货币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方面有作用，但对于启动经济增长不会有那么大作用——路上还有那么多的沟没有填平，你就松货币给他冲冲车子，一定是磕磕碰碰的。尤其从长远看，中国央行无法像美联储那样把货币发到全世界。靠央行松货币不可能振兴美欧市场需求，另外国内生产与投资的逐渐走弱也不是“货币”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因而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应对外需内需双走弱的局面。

　　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回到基本面去。

　　针对目前困难局面，我们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自己的增长模式，改变经济流程，从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各项应对政策中，体制政策要靠前。

　　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作用。治理通胀不能靠价格管制，那属于一错再错，因为人们会对价格控制做出反应：你不让面条涨价，他会把面条做细。这是数量型的反应。现在看来质量型的反应后果更可怕，牛奶里加了水，发现蛋白质不够了，就要放三聚氰胺。要杜绝这样的现象，就要尽量减少诱因，物价管制是诱因之一。而且现在这种国民经济调整，不能笼统地讲内需、外需，我都不敢随便讲——虽然总的来说向内，可是什么叫内需？要用相对价格来告诉市场，告诉企业，相对价格能够不出错。

　　第二是减税，减税同时要减少政府支出，政府是否发债可以进一步研究。减税的前提是减支，不减支而减税，财政赤字会变大，长远来看对货币稳定、财政稳定影响严重。这几年由于经济好、收入高，政府自身的行政性开支的增长，是离谱的，好日子没有了，大家都要过紧日子，首先从政府开始，把这部分开支明显减下来。至于生产性的、投资性的那部分政府债，则要看市场的情况另外研究。

　　第三扩大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这么高储蓄而投资不旺,与很多高回报领域开放度不够有很大关系。这次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形势紧缩，中国面临实质性改革的压力——原来我过得去，可以不改革，现在可能过不去了，或者就业、税收受很大的影响，那就得认真地考虑还有多少可以放松的领域，把前几年中断的一些文章重新做起来。这个领域是非常大的。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坚持，该放松的放松。

　　现在不抓紧把身上捆着的东西解开，中国经济要适应这个转变有困难。现在都说投资不足，北京已经出现所谓的投资负增长，是因为有奥运会，上海投资多少年没有过地低，江苏逐月减低，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你走到微观上去看，我们的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再到批准，过程还是惊人地长。我最近在江西新余看一个钢铁厂，那个老总就气得不行，他发现投资机会是两年多前的，项目上了一定会赚钱，但因为是地方国企，必须守规矩，一定要有了批准再走，现在批了下来，钢铁市场也不行了。

　　但这一点跟货币政策不同，利率可以调高调低，这些法规和条例一旦放下去，一个既得利益就形成了，如果没有力量，你是拔不出来的。

　　第五，这几年一直控制“地根”，现在需要反向操作扩大供地，在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为主轴推进内向产业增长。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有其由来，一定要针对这个由来采取措施。从前景看，我相信中国的前景，因为无论如何中国要投资的地方、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在中国，只要从大都会走出100公里，你就会发现要干的事情多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储蓄，我们不能完全靠印票子来搞建设，这种路走不得，美国的坏样子学不得，应该还是有很好的前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制政策要靠前。这也是30年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济增长不是靠玩别的花样玩上去的，就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机制，然后人们的行为就不一样了，然后结果就不一样了。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经验点上，在眼前出现经济困难时，加大体制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经济形势好，改革就是口号，非要到不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比较实质性的改革，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希望这一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能对改革有所考虑。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此文为其在11月1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5次报告会上的演讲，题目以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报记者余力录音整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