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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2日，北京奥运会进行到第四个比赛日。在中国江苏的南通市，人们因喜讯接连传来而兴奋不已——这一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了4枚金牌，其中3枚金牌的产生都和这座城市输出的运动员有关，这一天后来被体育界称为是北京奥运会的南通日。
后来，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又将这一天确定为当地一年一度的“体育日”。
实际上，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南通籍的运动员就已经连续在五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先后诞生了林莉、葛菲、李菊、黄旭、陈王己、陈若琳、仲满等7名奥运冠军。一个地级市能有这样的贡献，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以至于业内有了“南通现象”的说法。
11月5日至7日，记者随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调研团来到江苏，对“南通现象”的产生进行了实地考察。
南通人有崇武的传统 下午5点，南通市正笼罩在朦朦秋雨中，街上少有行人，但在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内，记者却看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一大批六七岁的少儿，在教练的带领下，正在不同的场馆内进行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训练。许多家长在场边观看，还不时地为自己的孩子鼓劲儿。
黄女士7岁的儿子是一名业余羽毛球选手，他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比赛。据黄女士介绍，让子女参与体育运动，在南通是一个传统，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身体条件有突出的地方，更会主动找到体育老师或体校，让孩子试试能不能往运动员方向发展。
一年前，黄女士正是听到了邻居称赞自己的儿子“个子高、手臂长”，才产生了送儿子来体校学打羽毛球的想法。
当然，和很多南通人一样，黄女士并不强求儿子一定要成为优秀运动员，“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多一条成才的路，孩子的重心还是在学习文化课上，如果练了一段时间后，孩子在体育方面确实显示出天赋，我们肯定会支持他进一步发展，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天赋，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因为孩子至少锻炼了身体，也多了一项运动技能，这对他今后的成长肯定会有好处。”
受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江苏老百姓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一直延续着“重文轻武”的主导思想，这一状况直到近些年来才有所改变。但在南通，当地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重文未必要轻武，这在整个江南地区，显得特立独行。
在南通，记者听到了一个传说。“在宋末元初，成吉思汗率大军南下，其中一支军队在南通驻扎下来，这些蒙古人与当地人杂居，最后也成了南通人的先民。蒙古人崇武的习俗也从此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南通人。”
这一传说并非没有依据，时至今日，南通市内的很多地名仍带有典型的蒙古特色，比如大、小保家巷，其中的“保”字就是蒙古族姓。
南通人的生理特征在江苏也显得另类。据南通市体育局副局长孙新设介绍，“南通人的身材普遍较高，我们在选材时就能发现，适合搞排球、篮球、羽毛球、击剑、游泳等运动项目的苗子并不难找，这在南方是罕见的现象。”
不注重眼前利益，注重初级人才培养和输出 当地人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以及身体条件方面的优势，为南通培养优秀运动员创造了条件，但南通在培养优秀运动员工作上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根据江苏省历届省运会的成绩统计，南通市的金牌数基本上排在第五六名，这与南通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屡屡获得金牌的成绩无法相提并论。对此，南通市体育局局长王振建介绍说，这是因为南通市在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初级人才选拔和人才输出，因此，不会过于看重眼前的利益。
王振建表示，所谓眼前的利益就是省运会的成绩，这是一个地级市体育局竞技体育政绩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但近30年来，南通市当地政府并没有把省运会成绩作为对市体育局竞技体育政绩的考核依据，市体育局的几任领导也都认为，作为一个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单位，为更高一级的运动队输送人才才是自己的主要工作。
王振建介绍说，改革开放之后，南通市体育主管部门看准了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并根据当地人有身高优势的特点，集中力量抓好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游泳、击剑、游泳等项目的初级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
相比起南通市代表队在江苏省运动会上的成绩，南通市体育主管部门更看重的是南通市向江苏省队和中国国家队输出运动员的成才率。游泳选手林莉，羽毛球选手葛菲，体操选手黄旭，乒乓球选手李菊、陈王己，跳水选手陈若琳和击剑选手仲满正是在南通市体育主管部门和重视人才输出的战略下诞生。
不断涌现的奥运冠军，在更高层次上见证了南通市体育主管部门在竞技体育工作上的业绩。
对于南通市体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会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王振建介绍说：“作为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单位，如果过于看重眼前利益，则会导致在人才培养上拔苗助长，急功近利。这样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也许能在省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他们却可能因此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我们认为，既然要培养运动员，就要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让他们获得不断成长和上升的空间。”
重武也不轻文 在中国教育界有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南通的基础教育质量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排头兵。
在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南通也形成了“重武不轻文”的传统。
南通培养出的几名奥运冠军葛菲、黄旭、陈若琳、仲满等人，大多给人留下有文人气质和谈吐不凡的印象，这是因为在他们成为运动员的早期，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
南通市体育局副局长孙新设介绍说：“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决不能耽误。无论任何原因，只要影响了文化课学习，日后都要利用业余时间，把耽搁的课补上去。”
“文化课学习对青少年运动员来说，不仅是长知识，更能锻炼他们的智力和扩展思维，反过来对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也有促进作用。”
孙新设表示：“很多运动项目，运动员不仅要比运动技能，还要比智慧。比如羽毛球、乒乓球、击剑等项目，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员一定达不到最高水平。”
南通现象也有困惑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南通现象”受到了全国体育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在不断向外界介绍经验的同时，南通市体育局也感到忐忑不安——南通竞技体育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
在南通市少年业余体校，记者见到了仲满的启蒙教练吴娟。作为奥运冠军的启蒙教练，吴娟的最大感受不是喜悦而是担忧，“能招收上来的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现在的家长，一方面是支持孩子进行业余训练、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却不大支持孩子成为专业运动员，因为真正能成为奥运冠军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如果不能成为冠军，孩子想有好的出路就比较困难。”
吴娟最近新收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运动员，尽管吴娟有着奥运冠军启蒙教练的名声，但这两个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练体育还是很犹豫。“我是给家长做了很多工作，这两个孩子才愿意练练看的，因为家长不得不考虑孩子的出路问题，一旦孩子成了专业运动员，如果出不了成绩，今后就只能以体育生的身份上大学，而且还不一定能考上。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安安心心学文化课考大学。”
在南通，选材难的问题已经开始困扰南通市的竞技体育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
王振建介绍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大多不愿意让孩子走体育路；以前我们还能去农村选，但现在随着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家长们也都希望孩子能上大学，结果，农村地区的选材也变得很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也在摸索。”
另一方面，是县一级业余体校在发展上遇到了困难。
据王振建介绍，南通目前共有8所体校，其中两所是在市区，由体育局直接管理，另外6所在县城，目前不知道是应由体育主管部门办还是由教育部门办。
王振建表示，县一级体校如果单纯由体育主管部门办，则文化课教育的质量会受到影响，如果由教育主管部门办，则运动训练的质量难以保证。这个办学条件与训练质量发生矛盾的问题，现在也比较突出。
王振建表示，南通目前遇到的困难本质上是中国业余体育训练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南通将这一问题提出，是希望能够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在这方面摸索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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