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未竟的硅谷梦

　　陈春先:未竟的硅谷梦

　　有人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望东方周刊》记者陈琛 北京报道

　　在今天的中关村提起陈春先，有人感慨，更多的人却很茫然。

　　让想法变成钱

　　1978年，46岁的陈春先被中科院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同时被提拔的还有陈景润、何庥等人。

　　那时，他刚刚主导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存放高温等离子体，即核聚变时产生的气体的容器)，是核聚变领域的新生代翘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正是在这一年，陈春先到美国普林斯顿进行了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与美国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H.P.Furth)成了好朋友。

　　随后陈春先再次去美国考察，从东到西走访了20多个城市。他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弗斯教授把这些小公司称为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教授、工程师、大学生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风险投资家、企业家负责提供资金。

　　“技术扩散区”、“技术公司”——这些新名词让陈春先茫然又兴奋，他立即提出参观技术扩散区。

　　所谓技术扩散，其实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在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政府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证券等优惠政策，借助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的科研力量，新技术和新科技成果迅速扩散到小工厂群落。

　　陈春先参观的首站，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弗斯教授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总共也就20多人，忙时就请临时工，效益很好。

　　公司负责人汤姆克教授是波士顿大学核物理教授。他告诉陈春先:“我有技术有想法，另些人有钱，双方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让想法变成钱。”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回忆说，那时国内的同类工厂有上千名工人，但产品还不如这些技术公司。

　　第二站是硅谷。陈春先参观这个当年在地图上连标记都找不到的小乡村时，美方陪同人员告诉他，斯坦福大学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而惠普和苹果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他联想到中科院的众多科研技术项目成果长年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心里真不是滋味。

　　那时，国内的科技人员搞研究，很少会考虑到花多少钱、生产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等问题。

　　“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1980年8月2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的陈春先敲开同事纪世瀛的家门，找他商议如何移植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模式。

　　中科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一墙之外，人扛马拉，农田贫瘠，房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纪世瀛回忆说。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

　　美国技术扩散区、苹果公司等新鲜的词语，成了那段时间陈春先的口头禅。兴致上来了，陈春先还要画个草图——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分AB、C、D、E4个部分;下半部是棵大树，树下有众多小草。

　　他边画边解释:“AB代表硅谷公司，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C是金融投资体制，D是管理体系，E是工业、社会文化、法制。”他用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小草代表科研项目，“我们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应该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当时，中国科协提出各个省市成立科技咨询服务部，帮助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陈春先是北京市科协下属学会——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他通过这个渠道，向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请求支持。

　　“他跟我谈的时候非常激动。”咨询部负责人叫赵绮秋，她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起那个性格随和、不修边幅的陈春先——身材不高，衣着普通，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

　　“斯坦福教授这边教书，那边办公司，学校里有什么研究课题，就可以同期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起来，等到产品出来了，市场打开了，就把公司整个卖掉，用这些资金接着搞开发研究，不断把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能力。我们科学院那么多的专家，可是谁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北京市在干什么，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运用!”陈春先一张口就像开了闸。

　　考虑到开公司非常麻烦，单是手续半年都办不完，赵绮秋建议他在等离子体协会下搞个服务部。“他们开设独立账号，还是我从市科协每年3000元的科技咨询活动经费里拨了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