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诉讼笔录》摆上了江城书架。这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该书上世纪90年代已进入中国,沉寂十余年后,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以近3万册的印数卷土重来。
部分作品仅“三分钟热度” 记者近日走访江城一些书店,发现许多近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代表作已难觅影踪,与获奖之初的春风得意大相径庭。
根据崇文书城和武汉市新华书店的数据,获奖后数月间是这些作家的作品销售旺季,2007年“诺奖”得主莱辛,代表作《金色笔记》获奖前销售不到10本,获奖后3个月间便售出过百本;2006年帕慕克获奖,《我的名字叫红》3个月内销售300余册,此前此书甚至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诺贝尔文学奖一时成为国内出版界的宠儿,一旦作家获奖,就算此前默默无闻,出版社也敢动辄印数万册书投入市场,让人感慨“诺贝尔”三个字的点金之效。
但是,“诺贝尔奖”也有“保质期”,销售旺季过后,淡季甚至是“寒冬期”迅速来袭。今年9月至10月,《金色笔记》在崇文书城仅售出3本,《我的名字叫红》去年的销量相比巅峰时也下跌了一半。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数据也显示,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退货率达到了三四成之多,与之相应的是一些中国作家作品的长销不衰,如余华的《活着》,在崇文书城一直热销。一些读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获奖作者,但不会因为获奖去买书。
文化差异导致“水土不服” 一方面,出版界大量印书期待高回报;另一方面,评奖风潮一过问津者便锐减,学者和出版人认为,“诺奖”的市场尴尬来自文化差异。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严肃的,但获奖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方阅读习惯、文化背景差异,会影响中国读者对这些书的接受。”华中师大外国文学专业教授聂珍钊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会“屈就”中国读者,无法类比畅销书,遇冷在所难免,“我们也不能迷信诺贝尔奖,获奖作品不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代表。”
武汉资深出版人夏顺华表示,希望从诺贝尔文学奖中“掘金”并不明智,出版者不应过分抬高诺贝尔文学奖的市场效应。但在提高中国读者整体文化水平上,引进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有积极意义。
本报记者 范宁 (来源: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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