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大选的第三次电视辩论中，水管工乔的故事其实很好地体现了什么是美国梦。当奥巴马提出要对年收入25万以上的美国人增税时，乔反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当他的收入超过这个数字时要付更多的钱。奥巴马含蓄地认可了这一点，并试图想拿“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来开导他。
但是，这位水管工在后来采访时依然做了如下的表示：“他的答案吓到我了，他说他希望分配财富。但把钱给谁是我自己的决定，政府不可以因为我多赚一些，就让我把它分给别人。这不是美国梦。”
很少有人预料到在总统选举之时美国和全世界会爆发一场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更少有人想到次级房贷放贷不仅仅会吞没几家老牌投资银行并进一步扩散到金融甚至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我们不仅仅想提到民主党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了力量，也不只想说罗斯福新政代表的理想再次被确认，我们想问的是美国会从这次危机背景下的选举中学到什么。原本奥巴马和麦凯恩口中经常提到，而又被评论家认为模棱两可不知所谓的变革，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其内容也变得更加具体。那么，它们是，和应该是什么呢？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荒谬至极的事情，而它们在利益相关者的眼中却总是那么自然。我们经常听说大危机时期资本家们，宁可把牛奶倒进大海也不愿意将其分给缺衣少食的穷人们；而如今，企业高管们在天才般地发明次贷，并且搞垮了公司和金融之后，却纷纷背着黄金降落伞去逍遥了。欣闻雷曼前高管在健身房被痛殴之后，我们也不禁要庆幸原来超级大国公民的思维大概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危机一到，华尔街一时成为了美国的伤口，原本风光无限的社会宠儿地位一落千丈。然而，无论现在指责这些贪婪的精英的声音如何洪亮，都必须承认，在这些批评者中大多数原本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现在所指责的人。
由于这场危机的袭来，美国政治中关于改革的话题不再仅仅限于税收增加千分之一还是减少千分之一，或者承认堕胎、同性恋的权利还是否认堕胎、同性恋的权利，“自由放任的市场”成为被集中火力的靶子。
以往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在公众的愤怒之中日子过得颇不轻松：这位前美联储主席即使在察觉到了次级房贷的危险之后，仍然置之不理。对于加强市场监管和政府干预的呼声，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支持的欢呼和警惕的讥讽，让人极其自然地在这场危机中看到从前大萧条的影子以及罗斯福和凯恩斯们徘徊不去的鬼魂。然而仅仅和大家一样都把目光放到市场自身天然的失衡，以及由此必须的国家的干预之上，却往往会忽视当前这个时代真正值得关注的新事物。
这个时代真正难以理解的新事物并非是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部分人买不起的东西，而是什么都不生产的产业和人员却在这个社会的分配中赚取了最多的利润：刚刚毕业的金融行业的年青人拿着天价一般的报酬，却发现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创造；而辛辛苦苦工作的人们如果没有格林斯潘主席冒着风险对次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做不到居者有其屋。有人说，美国已经丧失了以往艰苦奋斗的精神气质，都想着依靠虚拟经济快速致富，自然只能创造一个又一个泡沫，不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都是如此。那么，美国需要的改变仅仅是回归到原初的美国梦吗？
以“美国梦”的名义来拒绝再分配，绝不仅仅是这位水管工一个人的想法，华尔街的高管们口中的信念也是如此，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背起黄金降落伞。
因此，如果以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美国人的贪婪背离了原初的精神，恐怕是不确切的。美国人既不比以往更贪婪，也不比以往更少贪婪。其实美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仅仅体现在再分配领域，而是在其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如美国的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的那样，只有用欲望才能对抗欲望，只有用野心才能抵御野心，只有用权力才能制衡权力。仅仅将美国的三权分立看作是分而治之的代表是不够的，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同样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每个利益集团都能毫不掩饰地为自身谋取利益并且对这一行为的正当性毫不怀疑。这既是美国兴盛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遭遇危机的原因。
令人费解的金融创新产品、麻木的监管者、神经质的投资者，这就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全部，但是并非这次危机发生原因的全部。在面临着号称“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时刻，美国的政治家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其关注领域也必须集中在解决当下的“国计民生”问题。美国自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打着反恐的大旗挥舞着大棒，国内经济一直沉浸在被美妙的“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所营造出的所谓“繁荣”之中，房价持续的走高带动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新房开工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
2004年就已经有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但危机却一直等到2008年这个难忘的秋天来了一个“秋后算账”。造成这种延迟的原因就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有学者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全世界的老百姓为美国那些想要买房却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埋单。”而“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使得美国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发展这种借贷经济。而对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来说，这种冒险行为如同卡特里纳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一样，揭示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更深层次的危机。
那么，美国需要的改变不仅仅是要终结“美式超前消费”时代，将经济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重建美国人的信心，将“美国梦”的内涵重新诠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美国要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持续发展，就不能忽视如何把这个社会的各个部份塑造为大致相当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美国的立国者们的政治逻辑“互相制衡”继续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使得美国精神延续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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