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文学思潮的思辨

　　时间：2008-11-25 01:38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展望、谋划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学是整个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梳理、重审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历程，也就显得格外必要。我们注意到，现在已有这样的文章陆续发表。总结30年的文学发展是一个大题目，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层面、角度深入进去。我们今天从比较学的角度，着重研讨一下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上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看看两个时段的文学，有哪些基本特征？怎样划分和命名？有什么相同和相异之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未来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前景如何？比较两个时段文学的目的，一方面是期望能够更深入、更客观地认识这两段文学的发展和规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嘛；另一方面是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今后文学的发展有所参考和借鉴。

　　——编 者

　　分期与命名

　　段崇轩：新时期以来的30年文学，学术界、文学界都赞成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文学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文学的内在因素也有了显著改变。我们现在讨论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上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只是从时间的纬度粗略地割了一刀，表述起来方便，其实很不科学。对于前一段，大家已经习惯地称为“新时期文学”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概念，不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的内涵十分模糊；但约定俗成，也就只能承认它，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在时间的认定上是有分歧的。有人主张从1977年开始，因为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年，整个社会开始转型，文艺界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特别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发表，轰动社会，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但也有论者建议从1978年算起，因为这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学界开始全面复苏。我是主张从1977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的。对于30年文学中的后一段文学，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从1989年算起直到现在，有的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觉得不够贴切；称“多元化时期文学”似乎更准确一些。为什么这样命名呢？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化形态上真正出现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即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三分天下”且相辅相成；特别是政治风波促使整个社会发生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从文学上讲，这一年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围绕这篇作品竟引发了整个文化界的一场大讨论。这次又是短篇小说起到了“引爆”文学的作用。在这篇作品和这场讨论中，携带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政治情结和思想情感，因此它是带有标志性的，又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时段。

　　杜学文：我觉得还是要把30年来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是一个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的新启蒙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新启蒙时代”，是因为在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中，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而且还没有最后完成。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中，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启蒙运动：一次是1840年之后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把这几次启蒙运动统一视为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根本性文明形态转化的启蒙，这既是中国的独特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转换中的必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力或者之一。新启蒙运动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上打破极“左”思潮极端意识形态的桎梏，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会发展上承认落后，推动改革开放；在价值观上承认“个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上，恢复理性，既认识到自身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又能够客观、平等、积极地看待和承认人类发展进步中积累的文化因素。而文学是推动启蒙最活跃、最有力、最具有先行者意义的思想力量。我以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历史没有最后完成的时期内，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或“新启蒙文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确，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还没有结束，它正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运行着。

　　相同与相异

　　苏春生：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共同的特征其一是书写改革开放进程，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其二是文学意识的繁复多变，审美范式的多样与多型。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都可以得到佐证。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以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目标的新启蒙主义文学为主，有三个特点：一、回归理性，二、呼唤人性，三\社会叙事。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形成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世俗主义文学，精英文学大都世俗化，通俗文学汹涌澎湃。它的特点，我也对应归结了三点：一是表达欲望，二是凸现娱乐，三是消费叙事。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从主导方面说，是由新启蒙主义文学转向世俗主义文学的。

　　杨士忠：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比之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最大的变化是从自身滑行到了文学之外，文学价值变为商业价值。以前的写作是一种心灵的诉求，大家都比较真诚，即使是朦胧诗，也是关乎心灵。在文学理论方面，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热，引进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思潮，虽然有点生吞活剥，但那是在真诚地吸收，没有今天的浅薄、实用与骄横，今天有人把文学当商品包装出卖，都是在下赌注、做生意，不是在做文学。从文学的内涵到文学的使命，文学都变得不成其为文学了。

　　传统与现代

　　杜学文：现在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文学的大众化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学被边缘化了。在话语嘈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文学不再神圣。在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下，文学的品格受到了挑战。是坚持精英创作，还是向大众妥协？是坚持文学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还是向功利性工具转化？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妥协了的文学将更加受到轻视，因为它已经不能解决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坚持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和大气魄，这对一般人来说又很难做到。另一方面，在文学成为大家的事以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曾经没有参与文学写作的更多的人有了表现自己才情的可能，有了实现自己文化权益的机会，更多的人们参与到写作中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将进一步浓厚，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民情民意表达渠道的顺畅将增进社会的有序程度，同时也将培养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这对文学来说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学将借此得以发展进步。

　　李金山：如果就影响力来说，“纯文学”毫无疑问是“死了”。这种“死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纯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类似魔咒的影响力，根本上就是畸形的。“纯文学”的“死了”并非消失了，而是化整为零了，以其它的形式，在许多的地方存在。“纯文学”虽然“死了”，但它又获得了“新生”，这种现象可以称作文学的“泛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的“泛化”还要走得更远，它可能是电视剧中的对话，或者纪录片中的解说词，甚至优美的广告。文学的“泛化”就像发达的公共设施一样，让我们绝大多数人可以方便地受到文学的好处。从这个角度讲，文学的“泛化”可谓功莫大焉。这是“泛化”的积极意义。事物总有两面。文学“泛化”的前提是大众文化的盛行，“泛化”的无限化可能使文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沦为大众文化的附庸。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段崇轩：文学究竟有没有“死亡”？文学的新生之路在哪里？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前一段看到陈晓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现在评论家和作家们都深切感受到了文学面临的困境，文学必须突围。那么路在何方呢？我想就在30年文学的经验与教训里，就在我们对未来文学的构想和实践中。听了各位评论家的发言，我有一种预感，中国文学不仅不会衰亡，而是要绝处逢生、凤凰涅槃，在不久的将来“重振河山”，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因为30年文学的经验教训在滋养、鞭策着我们，因为中国有一支庞大的、优秀的作家队伍。我想，未来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和自足的艺术规律的文学，它不拒绝政治、不排斥市场，但却要超越它们；它要关注现实、跟踪时代，但又要透过现象，直抵人的民族的精神情感世界；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启蒙、丰富、塑造人的灵魂。这也正是30年文学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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