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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正式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农民工从最初奔赴外地打工到今天在城市安家落户,期间经历了很多曲折辛酸的故事。“盲流”“外地赖瓜子”等称呼,就是曾经打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的岁月印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30年过去了,他们已和本地居民一样享受着平等的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诸多权利。
“长江路饭店的菜送走没?来不及了,赶紧装车!”
11月8日7点左右,薛本建催促着妻子和伙计。
薛本建,七一酱园欣源农贸市场的配菜经营户,凭着老实本分的经营,很多大酒店是他的常客。看着眼前一片红火的生意,回想刚打工时的日子,薛本建说:“真是太苦太难了。”
贷来200元路费
薛本建的老家在山东菏泽。初中二年级时薛本建因为付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帮忙干农活。
1987年的菏泽农村,每家每户一人一亩地,可村前村后的盐碱地和黄土地,打出的粮食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保证不了,家里穷得叮当响。
穷则思变。薛本建的父亲还算比较开通,他赞同孩子们出门闯闯,“说不定就有出息了。”主意已定,薛本建在村口的一个算命摊上起了一卦:东北、西北均可。东北无人依靠,他想到了在新疆当兵的哥哥。
方向有了,路费怎么办?在村里担保下,18岁的薛本建向信用社贷款了200元钱,来到乌鲁木齐。
1988年,哥哥帮他在东风路的一家餐厅里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每月120元,管吃管住。早上5点多干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餐厅又没有下水,晚上还要把泔水提到很远的地方倒了,天天如此。”薛本建说,“在这家餐厅干了一年多,存了1000元钱,赶紧给家里寄了200元,把贷款还上。”
最怕查暂住证
薛本建初来乌鲁木齐的那几年,正是边城改革开放氛围愈加浓厚的时候。汹涌而来的打工人群,让城市管理者颇费心机。他们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查验外来打工人员是否持有暂住证。
“隔三岔五就查,没有暂住证很麻烦。”薛本建并不愿意细说会有什么麻烦。
“不是不想办,有了证,起码感觉硬气些。可办一个实在太贵,一个就要200多元,顶我两个月工钱哩。”苦日子里的薛本建,自有他的精细和盘算。被查到没有暂住证,至少是要被罚款的,而且数额并不小于办一张暂住证的费用。
“每次遇到查证的人,都是东躲西藏。”在薛本建的记忆里,每个月总有几次这样的经历。
“捉迷藏”的游戏,并不是薛本建独有的生活体验。现在和他在同一个市场的鱼贩小红,也深有同感:“1993年,我来给姑姑帮忙,一直没办暂住证。过了几年,自己结婚后开始单干,租住在吐鲁番路的平房里。那一片,住的都是外来户,大多都没办证。每次要查暂住证的时候,都是东躲西藏。”
小红这样尴尬的状态持续了12年。2005年,她买了一套商品房,再也不用为没办暂住证而心惊肉跳。
辞工摆摊卖菜
薛本建的妻子赵红梅,是他刚来新疆时认识的。两人在同一家餐厅里打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妻子赵红梅看中了他的老实忠厚,薛本建则中意妻子的贤惠。
“在餐厅里干根本就存不住钱,怎么养家呢?还是得自己干点小本生意。”薛本建盘算着。
1996年,在餐厅工作了8年的薛本建来到七一酱园摆摊卖菜,“干别的咱不熟啊,餐厅里每天都要用菜,就从这个干起来吧。”摊位租金每月300元,预缴3个月。打工攒下的钱,多寄回老家贴补家用了。一时间,薛本建犯了难,“最后,还是哥哥帮我垫上了租金。”
那时,外地人想要在城市做生意,必须是本市户口,薛本建用的是亲戚的户口。回想起创业初期的艰难,他说:“现在政策好了,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做生意,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好长的队去缴税,执照到期,工商部门还会上门服务。”
在五六平方米地下室里,薛本建和妻子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吃饭、睡觉、储藏菜全部在地下室里。
薛本建虽然有在餐厅工作的经验,但从采购到销售,角色的转换来得并不容易。
刚入行,不太懂该进什么货色的品种倒在其次,考验薛本建和妻子耐力的,还有本地人的欺生。薛本建说,本地人瞧不起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人,称呼他们为“盲流、外地赖瓜子”等。现在不同了,有些本地人还羡慕他的日子过得好呢。
咱是城里人了
1999年,做了几年生意的薛本建腰包慢慢鼓起来了,就在天山区花了8万元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商品房。当年出台了一项政策,花8000元可办一个人户口,4年后全家人的户口都可以转过来。
薛本建大女儿该上小学时,想去酱园附近的34小学,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和防预证,学校不接收,后来找到三建子校,与学校说明情况后,孩子参加考试考上了才上了学。为了孩子上学方便,薛本建花8000元将妻子的户口办过来,4年后,他和孩子的户口先后转过来了,现在二女儿和小儿子上学都不用这么麻烦了。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了,农民工子女免除借读费,从明年开始,将逐步在全疆试行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向‘居住证’制度的转变,并循序渐进地推行‘一证通’。”薛本建开玩笑说:“我咋一样没赶上呢?”
薛本建说:“前段时间,我老家的哥哥来了,我给他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住的,哪像我们当年啊!”
今天的打工者们已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参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些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在全国已经超过2.26亿。3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从城市的屋檐下走出来。
作者: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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