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愈演愈烈 校园暴力引起社会关注

2008年11月21日，“太子堂”堂主张葵（戴口罩者）被海淀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堂内其他骨干成员也分别获刑，其中4人获缓刑。

　　本报驻京记者 王小波

　　北京“太子堂”案件刚刚宣判，承德一所“行走学校”的问题孩子们徒步进京，二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未成年人犯罪，社会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应对准备。

　　A 校园安全吗

　　校园周边的暴力事件，给未成年在校生和他们家长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车驶过去，又折回来。一辆红色的跑车最终停在了某中学门前，车内是两位稚气未脱的少年，他们掏出手机一阵拨弄，未晌，一位衣着鲜艳的少女在同学们错愕、艳羡混合的目光中走出校园，她神气活现地钻进车内。

　　这是26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定慧西里看到的一幕，以往港台“蛊惑仔”电影中的情节正真实地在学生中间上演。

　　同样的地点，还发生过更为惊心动魄的场景。今年5月28日，一位路人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多看了一个少年一眼便突遭横祸，这位少年一个电话，有9位在校生乘出租车赶来，他们手持棍棒、砍刀袭击了这位路人。事后，警方打掉了一个被称为“黑衣帮”的团伙，帮主李涛是海淀区一所职业高中学生，团伙成员大都是这所职校学生，年龄在16岁至19岁之间。“黑衣帮”的暴行还历历在目，而近日海淀区法院宣判的“太子堂”案件亦引起了京城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太子堂”成员多是90前后出生，团伙成员有七八十人，很多都是在校学生。3年多时间里，他们横行海淀，在林业大学一带多次聚众滋事，打砸抢危害一方。“太子堂”有严密的帮规和管理制度。其“大哥”张某是辽宁人，现年27岁的张某高一辍学后来到在京城做生意的父亲身边，2004年9月，张某在海淀成立“太子堂”，自封总堂主，并在旗下分设了战堂、斗堂、勇堂、胜堂、刑堂5个分堂，不断招募初高中生加入。

　　这些颇具成人色彩的未成年人的有组织犯罪，震惊了社会，也令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痛心疾首。校园安全吗？校园周边的暴力事件，给未成年在校生和他们家长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司法机关调查，在北京的中小学校园，许多孩子遭受过高年级同学的“强拿硬要”勒索财物，一些孩子还受到过殴打和威胁。由于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许多“小患”最终酿成悲剧。

　　事实上，“黑衣帮”、“太子堂”里很多孩子都是校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很多人在暴力面前找不到出口，最终沦为施暴者。“黑衣帮”帮主李涛说，最初成立帮会是为了大家抱团不受欺侮，后来许多同学为寻求保护主动要求加入“黑衣帮”。“太子堂”堂主张某也供述，自己小时候常受人欺负，一直有寻求伙伴自我保护的想法，到后来就很迷恋那种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

　　B “养肥了再杀”

　　为避免“养肥了再杀”，就必须发挥工读学校等社会矫治机构的积极作用。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说，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已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1%，上升到10%。

　　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福利制度的不健全；传统父母的权威不再；更多的独生子女走向社会；不良文化影视作品的熏陶……种种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为未成年人犯罪积聚了土壤。

　　张文娟认为，“太子堂”事件集中呈现出的两个方面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其一，是流动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大量流动的未成年人跟随父母来到异地城市，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一些农村来的孩子缺乏一定的戒备心理，或者说戒备心不如城市孩子强，父母因为各种原因而疏于指导或者没有能力指导，他们吃亏受骗后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产生报复心理而走入歧路。“太子堂”堂主张某从辽宁来到北京后，便一直在社会上闲混，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以往的不良积习让他在“江湖”里越陷越深。

　　其二，便是校园暴力和校园周边安全问题。这已经日益引起了家长的焦虑。

　　有这样一个案例让张文娟印象深刻。某学校有一位严重行为不良的孩子，这个孩子强迫其他孩子给他做作业，受害者小明被分配做数学作业。小明经常做作业做到很晚，母亲以为他很努力，没有多问。小明脸上身上常有伤痕，母亲追问，小明却总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碰的。

　　直到有一天，小明痛苦地对母亲说，他再也受不了了，受不了那个孩子的欺侮。小明的母亲先后找到班主任和校长，但是事情并没有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因为处于义务教育的初三阶段，学校并没有权力开除学生。小明日复一日地忍受着欺侮，直至有一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悲剧发生后，很多人都将板子打在学校身上，甚至叩问我们这个以升学为核心的精英教育体制，认为它给了孩子太多的挫败感，从而容易被“蛊惑仔”情节的犯罪亚文化所俘获。“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在学校常规的课堂上能完成的，抵制校园暴力，对问题孩子的教育还有待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张文娟说。尽管有一些学校和家庭尽职尽责，但是他们的孩子最终还是走上了犯罪道路。“一个孩子走向犯罪有很多步，只要有人在其中一步略微引导，就能让他回归正途，而很多情况都是‘养肥了再杀’——— 一些未成年人，有了轻微犯罪，监狱不能进，学校教育不了。一个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他的错误行为得不到干预和矫治，结果危害了很多孩子。”张文娟说，为避免“养肥了再杀”，就必须发挥工读学校等社会矫治机构的积极作用。

　　国外有类似儿童福利局之类的机构，专责对有不利于孩子成长因素的家庭进行干预，完善的社区学校对那些有不良倾向的未成年人进行感情控制和行为辅导，来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而我国没有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此事，一些被免于监禁的未成年人虽也在社区接受矫治，但没有专职的社工，没有专业的心理和法律服务人员跟进辅导，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

　　张文娟认为，目前我国应对未成年犯罪的许多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社会配套设施，还停留在粗放型。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缺乏相应的矫治方式，且责任界定不清。

　　C 弱势的工读学校

　　新修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中已经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并保障办学条件。

　　同张文娟一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认识到，必须给那些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未成年人一个出口，通过司法程序将其送入工读学校，既是对其本身进行的一种惩罚和矫正，也是对自身和社会的双重保护。“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恢复发展工读教育对于矫正问题少年的重要作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国玲告诉本报记者。然而，目前的工读教育却处境尴尬，大部分的工读学校已名存实亡。

　　赵国玲说，工读教育是中国特色的少年教育和矫正制度，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少年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我国基础教育中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读教育制度，但在文革期间受到一定冲击。1983年以后，工读教育得到一定恢复，但随后陷入困境。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前，工读学校的招生对象为本地区范围内的12至17周岁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适宜在原校学习，但又不够劳动教养、少年收容教养或刑事处罚条件的中学生(包括那些被学校开除或自动退学，流浪在社会上的17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进入90年代以后，工读教育的招生对象有四类：第一类仍属于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学生，一般称之为“批送生”；第二类系品德及行为偏常的中学生和高年级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管不了，经过家长与工读学校协商，自愿将孩子送到工读学校学习，通常称之为“代管生”或“协议生”；第三类即“工读预备生”或“校外工读生”，即一般为“后进生”或“双差生”，有不同程度的违纪行为，原校按常规管理有一定困难，但尚不够“批送生”的条件，或虽够“批送生”的条件但本人及家长不愿及时进入工读学校学习的，经家长申请，并经原校与工读学校协商，定为“工读预备生”；第四类为职教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工读学校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招生发生一些新的困难和阻力，入学新生不断减少，工读学校呈现出萎缩的趋势。它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招生困难；经费没保障；工读学校教师待遇低；工读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困境。“随着户籍对人们控制的削弱，工读学校也丧失了其强制力。加上独生子女增多，人们担心‘坏孩子’的影响，以及保障人权的质疑等，工读学校日趋弱势。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质疑就否认它在矫正问题少年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赵国玲说。

　　新修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中已经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并保障办学条件。

　　经费其实并不是大的难题，社会上引起诸多争议的“行走学校”生意红火，足以说明家长愿意出钱管教孩子。新的工读学校体系能否以全新的春风化雨的教育方式出现，工读学校能否网罗到众多专业心理和法律人才实施交叉研究办学，让孩子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交叉感染，才是家长们最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