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角近代史
本刊记者/陈艳涛
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京剧名角们的人生和作品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
辉煌的颠峰
第一代中国电影人颇有眼光，纷繁丰富的京剧值得成为电影题材，而京剧名角们更值得大写特写，舞台上，他们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将中国文学和历史揉碎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里。舞台下，他们的人生境遇起伏跌宕，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和作品紧紧联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上一辈人对京剧名角的痴迷，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粉墨春秋》剧组采访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描绘杨小楼的风采，他们陶醉地反复描述着杨小楼的出场：他抱着一把刀，半闭着眼，突然一睁眼的那种气势，把所有人都震蒙了。这让《粉墨春秋》导演蒋樾记忆深刻，“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有的人比杨小楼的腿踢得还高，唱念做打都不差，但他们就是认为没有杨的味道和气派，这就是名角的魅力。”
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原型就是当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角、伶界大王谭鑫培。他以“云遮月”的独特嗓音，赢得“小叫天”名号，让清末北京城“满城争说叫天儿”。也正是他，创立了京剧名角儿制，让京剧进入最繁华最热烈的时代，众多名角纷纷闪亮登场。在这个意义上，谭鑫培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还是京剧名角艺术的开启者。
作为国剧，京剧艺人与政治风云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们身不由己地一再被推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攻克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打头阵的，就是会武功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刘艺舟、夏月珊和夏月润等艺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手持武器冲在最前面。这些京剧艺人希望通过奋不顾身的革命，改变屈辱的社会地位。但革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卑微，梨园行就是他们的宿命。艺人们又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舞台上。也只有在舞台上，他们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1918年，《新青年》辟专号讨论中国戏剧的前途和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京剧，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仿佛是一个响亮的回应，梅兰芳在此时连续推出了《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轰动了整个北京。而京剧和名角的魅力，也瓦解了当年的文学阵营：他们不去欣赏易卜生了，转而拜倒在梅兰芳的天女和黛玉台下。这其中，包括胡适、顾颉刚，徐志摩甚至还男扮女装了上台去票戏。
此时，仍旧斩钉截铁讨厌京剧的阵营中，只剩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鲁迅嘲讽梅兰芳的表演是“扭扭的黛玉葬花”和“缓缓的天女散花”，而京剧是 “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一向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认识的鲁迅，在京剧这件事上却判断错了。京剧和名角们此时已迈入辉煌的颠峰期。
电影《梅兰芳》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朱慧芳，年轻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后来却渐渐落魄，晚景凄凉。他是京剧男旦的一个悲辛侧写。京剧是个残酷的行当，在《粉墨春秋》的结尾，所有的老艺术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吃开口饭不易。无论时代给他们怎样的头衔。由朱慧芳身上，能看到曾雄踞净行首席的花脸金少山一点影子。金少山的人生，是彼时伶人的一个侧影：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大红大紫时常常解囊助人，毫不吝惜，花钱无度，最终却晚景凄凉，才50多岁就贫病而终，惨死在街头。
在激烈的竞争中，京剧名角们唱对台戏能唱到吐血。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在上海大唱对台戏。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回忆说，当年上海黄金剧院请梅兰芳和马连良合作，皇后剧院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作，大唱对台戏。梅剧团当时随票附赠一本厚厚的特刊，多是梅兰芳剧照，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梅兰芳昔年演“上元夫人”时的剧照，梅饰演的上元夫人居中，下跪四宫娥分别是：程砚秋、王蕙芳（朱慧芳原型）、姚玉芙和魏莲芳。程砚秋初入行时是梅兰芳之配角。据说这是梅之部下以此照片来羞辱程砚秋。程看到这本特刊后，去找梅兰芳，梅听说后连连道歉，并将之前所印的5000册特刊，全部交付程砚秋带走。陈巨来记载说：此为当时无人不知之笑话。梅兰芳这边的黄金剧院每晚满座，而皇后剧院只上七层座，自此以后，梅程两家势同水火。
一次重创
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难面前，京剧艺人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住气节，一些名演员纷纷罢演，而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特高科分子欺负梨园行的人，经常在火车上往戏箱里倒硝酸，毁坏戏服。一次程砚秋与他们发生冲突，一伙汉奸想要殴打程砚秋，结果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特务们频频想找麻烦，却不料程砚秋从此辍演，搬到北京郊区的青龙桥锄地务农去了。
而梨园界更加广为传颂的是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梅葆玖回忆说：父亲舞台罢歌、闭门谢客，闲下来的他，请了俞振飞来研唱昆曲；请画家汤定之教画松梅；还专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教学英文。他警惕着各方面的诱骗和袭击。“父亲一向爱好整洁，注意仪表。特别是演出期间，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用镊子将胡须一根一根地拔掉。”日军占领香港前后，他却开始不刮胡子了，与昔日相比，明显不修边幅，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日本人和汉奸演戏，他希望这一小撮胡子能起到挡箭牌作用。“如果硬逼着我剃胡子演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对于京剧艺人来说，保持气节并不容易，以梅兰芳当年的地位，不唱戏之后，还要变卖古玩、家当，银行透支，那些普通的、毫无积蓄的艺人境遇之惨可想而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梅葆玖清晰记得这个时刻，当天，他的父亲梅兰芳用折扇半遮面，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家里人都呆了。父亲猛地把扇子一抽，大家才看到他把唇须剃掉了，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大家围着他鼓掌，那天他真是很高兴。”
抗战8年，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重创。八年后，再次重返舞台的大师们普遍遭遇了尴尬和无所适从。梅兰芳的嗓音和身段都已大不如前，当年在上海主编《戏剧旬刊》的张古愚毫不留情地评价说：“我看都不想看。他有那个精力，捧捧儿子不好吗？”八年不上台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此时都胖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一出场观众就大笑，他们的戏迷看完之后却很伤心。人们甚至戏称当年风姿绰约的四大名旦为“四大名蛋”。
一位从小学戏，熟悉行内掌故的刘曾复老先生，当年与程砚秋同住在报子胡同，他回忆说，程一出门，他的女儿就笑，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我想那样子上台就没法看了。”
而那些抗战时还接着唱的演员，此时境遇更惨，比如马连良，胜利后立刻被视为汉奸，他只有远走香港。与他一起赴香港的，还有孟小冬、张君秋、杨宝森等名角。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才又回到了北京。
对京剧艺术而言，更大的损失是，抗战期间，京剧舞台上的两位大师相继离去。1938年，武生泰斗杨小楼死于肺癌。1943年，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死于膀胱癌。杨小楼空前盛大的葬礼，让很多老人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有戏曲评论家甚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梅兰芳建国以后就不应该再演《霸王别姬》，因为他再找不到杨小楼这么好的霸王，没有了这个绝世的霸王，他又何苦再唱他的虞姬？
中兴和变革
1949年，京剧艺人们在兴奋和微微的不安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不安是因为解放初禁演了不少戏目，比如《四郎探母》等，此时带色情的戏不能唱，神鬼的不能唱，断案的不能唱，忠于皇帝的不能唱，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反映老百姓反抗精神的《打渔杀家》符合要求。
但对京剧名角来说，这又是京剧的一个繁荣期，京剧大师“四世同堂”的局面前所未有，至今让老戏迷们怀念。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京剧演员第一次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很多人激动地泪流满面。从前为生计所迫，自称“为窝头服务”的京剧演员们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艺人们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剧场和舞台，走到民众中去。
尚小云曾经带着他自己的剧团走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部队演唱。时年已五十多岁的尚小云演昭君出塞，在台上能跑三十个圆场，而台下的战士为了看演出，能在大雪天里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小时。
北京京剧团成立时，汇集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五大头牌，从前根本不会同台演出的“对头”马连良和谭富英竟然聚在了一起。谭元寿老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是刘备，马连良是乔玄，第一场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观众已经沸腾了，鼓掌鼓了有一两分钟。
此时，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名角儿合家欢的盛世。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为首的前辈艺术家和后几代名角都能同台演出，令当时的观众大饱眼福。这是京剧的一个中兴时代。
但从50年代后期起，一批京剧大师相继离世。1958起，程砚秋、杨宝森、王少卿、杨盛春、王瑶卿、郝寿臣、梅兰芳也陆续离去。梅兰芳的离世，标志着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代表的京剧三大贤时代的彻底结束。此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能够称得上是划时代领军人物的，就只剩下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
1952年才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再次充满热情地站在舞台上时，他没有料到，京剧舞台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变革。
对传统京剧有很高鉴赏力的毛泽东，却认为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不能再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1964年初开始，传统戏被彻底赶出了京剧舞台。那些习惯了穿靴子、抖水袖的演员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习惯了传统戏表演程式的他们，在现代戏的舞台上迷茫了。
1964年，马连良与张君秋排演现代戏《年年有余》。16岁就被推选为四小名旦，与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都合作过的张君秋，在这部戏里第一次穿起了现代装。从前的华美戏服、长长水袖可以修饰的男人身体，现在暴露在观众眼前，他带着假发，不得已垫了假胸，以很别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但名角就是名角，一开口还是满堂喝彩。
但有领导提出了质疑：新中国的舞台上怎么还有男旦的怪现象？从此，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男旦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女老生、女花脸。张君秋的弟子、才32岁的吴吟秋万念俱灰，离开了舞台，改行去打追光。王瑶卿的弟子于玉蘅，到戏曲学校当了教员。
一批老艺人也因为不适应现代戏被淘汰了。这其中，包括大师马连良。此时他只能在革命现代京戏《杜鹃山》里演一个小配角儿——打大旗的郑老万。大红大紫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愿意演这些小角色，他也愿意跟着时代走。但拿惯了扇子等传统道具的老先生，现在要拿枪。他的手开始晃悠了。在一场戏里，他的胡子竟然掉了下来，可以想象，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于此。
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想吃米饭，但是食堂没有。他买了一碗面条端着，一头栽倒在中和戏院的台阶下。他被埋在香山，墓碑上连他自己名字都没写，京剧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消失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京剧时代。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时，这一次开始的，是样板戏。
（感谢蒋樾导演提供部分《粉墨春秋》资料）
一个梅派弟子的舞台和人生
本刊记者/陈艳涛
一代青衣有一代的困境。如果生命中仅剩下京剧，对一个80后女孩来说，那也许太残酷
丁晓君是80后女孩，爱漂亮，怕胖，爱上网，电脑里存了很多她认为重要的照片，但总有一些东西，让她不同于其他这个年纪的女孩，她说话的声音柔美清脆，客厅里架着古琴，书架上是历史和戏曲类书籍，家里的电视锁定在央视11套的戏曲频道，在11月还不算太冷的北京，她穿着长羽绒服和薄棉裤，戴着厚厚的围巾——对于她的职业而言，保护嗓子和不能感冒显得特别重要。
她的职业，是京剧演员，梅派青衣。
戏里戏外
她的老师杜近芳，老师的老师梅兰芳，三代京剧青衣，有着共同的宿命：不疯魔，不成活，不投入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精力给舞台，就不会有舞台上那些美丽的女子存在。天女、黛玉、杨贵妃、谢瑶环、白素贞、程雪娥……对梅派青衣而言，这些存在于遥远世界的人物和名字，熟悉得就像是自家人，一天天、一年年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和其他梅派弟子一样，丁晓君骄傲于梅派雍容、大方的风格。“梅派对嗓子、扮相、个头、身段，还有舞台上的气质，都要求完美。”在她眼中，京剧有种奇怪的魔力，四大派别的演员都被深深烙上那一派的个性和特点。程派的凄凉委婉，尚派的刚烈，荀派的小家碧玉。就像丁晓君自己，“原来我是一个很争强好胜的人，很自信，总认为我就是第一，但学了梅派之后，好像把什么都看淡了，无所谓结果，努力到就够了。”
从11岁到现在，漫长的16年时间里，她被梅派艺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梅兰芳是有名的平易近人、忠厚温和，杜近芳将他的口头禅学得惟妙惟肖：好好，是是，挺好的，都挺好的——再加上温和的笑容。
杜近芳则是京剧团里有名的神仙，有旁若无人的表演和音色夺人的演唱，在舞台上，她的表演情绪几乎不受观众的影响，如入无人之境。在丁晓君看来，杜老师完全生活在她自己的思想境界里。
梅派青衣的唯美、浪漫甚至影响到丁晓君的爱情观。《吕布与貂禅》中的吕布那么狂妄，《贵妃醉酒》里的李隆基会让女人伤心。而现实中，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他必须喜欢京剧吧，要不他怎么能理解我？京剧演员本来就很少有人理解。”
而老师杜近芳现实中就有着神仙眷侣，她一直称已过世的丈夫为“我那官人”，甜蜜和亲切之外，是舞台与现实的密不可分。她最精彩的作品之一《白蛇传》里的唱词“许官人待我百般恩爱”那几句，在丁晓君听来，就像是杜老师在唱自己，“他们的婚姻生活很甜蜜。老师的官人业余喜欢拉琴，很喜欢梅派。”
只是，作为京剧青衣，杜近芳的婚姻又和她那个年代的人那么不同。她的爱人当年是协和医院很著名的妇科医生，为了京剧艺术，俩人恋爱9年没有结婚，“杜老师爱人的导师急了，那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妇科大夫，就去跟周总理（还是邓颖超）告状，说小杜跟我那学生缠了9年也不结婚，她耽误人家时间啊。”终于结婚了，杜近芳又跟丈夫约法三章：第一信仰自由，第二经济自由，第三只许生一个孩子。
两个人后来果然一直履行了这约法三章，只生了一个女儿。杜近芳此生，就像是为京剧而生，京剧渗透到她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大年三十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她突然想起一出叫《廉锦枫》的戏，就开始在家里做各种动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她丈夫就在旁边用相机拍，一上场一亮相拍一下，下个动作拍一下，再做一个动作拍一下，拍了很多照片。
多年后，她教丁晓君学这出戏时，想不起来一些细微的动作，就把照片翻出来，满满摆一桌子，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就联系起来，活了。这出《廉锦枫》是梅兰芳和杜近芳都很偏爱的戏。在丁晓君看来，这出戏的舞台动作很美，有着水墨画一样淡雅优美的意境。为了这出“很美的戏”，杜近芳一遍遍给丁晓君示范，对已经7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出戏的动作难度很大，她总觉得自己没做到位，“她有时候做动作做得腿抽筋了，得扶着门站一会儿。”
几代青衣
从梅兰芳到丁晓君，在承师学艺方面都是幸运的人。梅兰芳曾先后师从吴菱仙、乔惠兰、李寿山、王瑶卿、陈德霖等京剧前辈学习，而杜近芳先后有王瑶卿、梅兰芳倾心传授。她是梅兰芳最得意的弟子，因为面貌和神态酷似，一直有传闻说她是他的女儿。
丁晓君听老师说起过一些往事。有一次梅兰芳演贵妃醉酒，现场缺了两个掌扇的宫女，于是临时把他的女儿梅葆月和弟子杜近芳扮上，顶了上去。梅葆月长得自然很像父亲，杜近芳更像。这场戏梅先生一亮相、一出场，底下观众突然就笑场了。梅先生觉得奇怪，演完了下来问管事的说，今天我哪儿演错了？怎么一上场观众就看着我笑？管事的笑着回答说是因为他身后掌扇的那两位，观众一看：前面一个大梅兰芳，后面两个小梅兰芳！
就连梅先生自己，都有认不清的时候，他曾经拿着一张杜近芳的照片，以为是自己年轻时候照的，还问他的夫人：“这照片我什么时候照的？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他夫人仔细一看，从杜近芳戴的脖花上看出不同来了，说：“这不像是你的，咱们没有这个样式的。”两人再仔细一看，才看清是杜近芳。“杜老师说起过那个传闻，但她说我是拜了梅先生，但我是靠自己唱戏唱出来的。”
对丁晓君而言，拜师杜近芳就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2005年第五届CCTV青年京剧大赛上，她获得了青衣组银奖。此时，她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她的偶像就是杜近芳。2006年6月18日，丁晓君正式拜师杜近芳，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两年多来，丁晓君跟杜近芳学了《凤还巢》、《红鬃烈马》、《廉锦枫》、《谢瑶环》、《白蛇传》等戏，“第一堂课不是说唱腔、念白，也不是说身段，而是讲这出戏的故事情节、起源、背景、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每天听老师上课就像听百家讲坛。”丁晓君原来只熟悉这些戏程式化的唱腔和动作，并不了解那些戏中人的内心。如今杜老师让她更加理解了白素贞、程雪娥、廉锦枫们，再站在舞台上时，她的内心世界充实了，与她们隔着时空融合了。
杜近芳告诉丁晓君，当年她拜师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王瑶卿先生问她：你是想当好角儿？还是想成好角儿？王瑶卿先生解释说：当好角儿很容易，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成好角不是，要真正自己付出一定的辛苦，经历一番风雨，你才成为一个好角儿。丁晓君至今也不太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但她对此印象深刻。
一代青衣有一代的难题：梅兰芳那一代，战乱和家国仇恨让他不得已蓄须明志，八年时间放弃舞台。杜近芳这一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带来的对艺术和命运的无情打击。直到今天，老人还保留着每天看新闻，关心国家政治的习惯，“十七大文艺路线一条条地她能说的很清楚。从她那个年代过来，她得留心政治路线怎么变。”
到了丁晓君这一代，她看不见的敌人是时代，在喧闹的21世纪，在热闹的网络和影视的全面倾袭之下，京剧的舞台显得冷清而寂寞。她碰上了她的前辈梅兰芳、杜近芳们都不会遇到的难题：登台机会太少。
她所在的战友京剧团几年前赶上军队的合并大势，与战友歌舞团、战友话剧团合并成一个战友文工团，唱一出大戏，光彩照人地站在舞台中间，这成了一个奢侈的梦。倒是经常有机会去部队演出，但她大多数时候是在唱大家熟悉的样板戏、现代戏，唱《兵哥哥》《东西南北兵》这些歌曲。但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唯美浪漫、韵味十足的传统戏。
拜师杜近芳之后，她仿佛渐渐看到了京剧的曙光。2008年4月起，丁晓君在杜近芳的亲自指点下完成《谢瑶环》的复排，作为梅派艺术的新传人，她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公演了杜近芳的这台代表作。剧末有一段杜近芳特地为丁晓君创作的皮黄旋律的昆曲唱腔，非常优美动听。
现实困惑
对年轻的丁晓君来说，京剧的她和现实的她，如何能融合起来，又能截然分开是一个难题。她的老师杜近芳是个戏痴，京剧就是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她的生活极其简单，衣食住行都化为极简，70多岁的她每天练功，吊嗓子，给学生教戏、讲戏，整理、修改剧本，写回忆录，整理旧事。她活得忙碌而纯粹。
但20多岁的丁晓君知道自己做不到老师那么纯粹，完全生活在京剧的世界里。每次在杜老师家上完课，几个小时后走出来，站在北京灰蒙蒙的天底下，高楼大厦之间，丁晓君都有点恍惚，要适应一下才能从刚才京剧的渺远世界中走入现实。
如果生命中仅剩下京剧两个字，对于一个京剧演员，那也许很幸福，但，对于一个80后女孩，那也许又太残酷。
京剧之外，她也去看其他演出，看了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阿依达》之后，她感觉复杂。“他们的票房好，影响力也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但真正要和京剧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在丁晓君看来，梅兰芳先生用京剧丰富的元素所表现的霸王与虞姬的感情“没有人不认可，到国外，所有外国人也都为之动容，即便看不懂，但他们也感叹英雄美人、生死离别。”
丁晓君曾经困惑于找不到一个能够让现代人接受京剧的办法，但现在，她有了很坚定的想法。杜近芳曾经说起过一件事：在一次随外交活动的赴外演出时，他们遇上了全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中国的京剧要和他们的芭蕾舞竞争。当时周总理问杜近芳怎么办，杜近芳说，如果他们的剧团拿出俄罗斯最经典的作品来，咱们就得绕着避着，但如果他们搞现代舞什么的，咱们就可以跟他们去较量。
后来俄罗斯果然随着潮流放弃了传统剧目，而中国则是拿出了自己的传统京剧《白蛇传》，结果大获全胜。“杜老师有一个信念，民族就是世界的，她说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一定要树自己民族旗帜的东西，那才是真正有个性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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